昨日的世界(73)_茨威格

七三

　　到處都能看到，這些市民家庭出身的姑娘，她們原本是願意把頭髮向兩邊梳分，而不是梳成一個平光光的男人髮型；她們更願意用小勺吃帶奶油的蘋果蛋糕，而不是去喝烈酒。到處都可以看到，整個民眾對這種過度刺激，這種每天都不得不走通貨膨脹這條鋼絲，這對人神經的折磨已經變得無法忍受了。這個被戰爭弄得完全疲憊不堪的國家，原本只是渴望著秩序、安寧，渴望著一點點的安全和市民生活。他們暗地裡憎恨這個共和國，不是因為它壓制了這種狂野的自由，而是正好相反，它手裡的韁繩太松了。

　　經歷過這個世界末日般年月的人，哪怕他們對其感到厭惡和痛恨，也會感覺到：這肯定會遭到沉重一擊，會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制出現。那些將德國民眾驅趕向混亂的人，正手裡拿著時鐘在幕後笑吟吟地等著時機：「這個國家的情況越糟糕，對我們就越有利。」他們知道，自己出頭的日子快到了。當時聚集在魯登道夫周圍的人要比聚集在尚無權勢的希特勒周圍的人多，他們已經明確顯示出逆向革命的跡象。

　　那些不得不脫下軍裝的軍官組織起秘密團體；那些覺得自己的一生儲蓄都被人騙走了的小市民也悄無聲息地聚集在一起，只要承諾帶來秩序的口號，他們都願意接受。對共和國來說，再也沒有比它那種理想主義的嘗試更致命的了：它要給民眾以自由，哪怕是自己的敵人，它也要給予自由。德意志民族是一個講究秩序的民族，面對自由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已經在焦急地等著有人來將自由從這裡拿走。

　　德國通貨膨脹結束的那一天（1923年），原本可以是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隨著一聲鐘響，當快速上漲起來的一兆馬克兌換一個新馬克時，標準也就給定了。的確，那帶著污濁和泥漿的渾水不久以後就退去，酒吧、小酒館消失了，各種關係開始正常化，現在每個人都能清楚地計算出來，自己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絕大多數人，一個巨大的群體，都是輸家。可是，罪責沒有記到那些對戰爭負有責任的人身上，而是記在那些有犧牲勇氣（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感謝）的人身上，那些讓自己挑起建設新秩序這一重負的人身上。我們必須時刻記住的是，沒有什麼比這次通貨膨脹讓德國民眾變得如此惱火，如此充滿仇恨和憤怒，如此容易接受希特勒。戰爭雖然讓生靈塗炭，但總是給人帶來可以歡呼的時刻，有鐘聲和勝利的號角。

　　作為一個不可救藥的軍國主義國家，德國人曾經因為戰爭中取得的階段性勝利而獲得驕傲感的提升，而通貨膨脹卻讓德國人只感覺到被玷污、被欺騙、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德意志共和國的這幾年，他們寧願喚回那些屠殺者。不過這些還都遠著呢。況且，到了1924年，混亂不堪的怪像似乎已經如鬼火一樣消失了。日子又光明起來，人們知道該怎樣做。秩序還在恢復當中，我們已經對長期的安寧表示出歡欣鼓舞。多少次，多少次，我們以為戰爭已經過去了。傻瓜，不可救藥的傻瓜，如同以前一樣。然而，也正是這種欺騙性的幻覺，畢竟送給我們十年的工作、希望甚至安全。

　　從今天來看，1924到1933的近十年間，也就是從德國通貨膨脹結束到希特勒掌權，是我們這一代人從1914年開始見證的大災難系列的一個中場間歇，儘管這期間也存在各種問題。在這期間也不乏個別的緊張局勢、動盪和危機，尤其是1929年的那場經濟危機，但是在這十年間歐洲似乎有了和平，這已經有非常大的意義。德國體面地被國際聯盟所接受，獲得貸款來建設經濟——實際上被秘密地用於軍備；英國裁減了軍事力量；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接手了對奧地利的保護。世界似乎又要開始建設了。巴黎、維也納、柏林、紐約、羅馬，無論是勝利者還是被戰勝的城市，都變得比以前漂亮了。飛機讓交通變得快起來，辦理護照的規定不那麼繁複了，各種匯率之間的大幅度波動停止了。人們又都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可以支出多少，不再將注意力那麼狂熱地集中在外在的問題上。人們又能夠工作，集中心思去思考精神世界，甚至又可以重新夢想，可以指望有一個一體化的歐洲。在這人類社會的一瞬間——這十個年頭——好像我們這經歷過磨難的一代將會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一樣。

　　在我的個人生活中最為突出的是，在那些年裡有一位客人來到我的家裡，並且在這裡舒坦地住了下來。這位客人——成就——是我從來沒有期待過的。不難理解，我並不十分情願提到自己的作品所取得的外在成功。在一般情況下，我也不會允許任何哪怕最不經意的明說暗示，只要它們可能會被理解為自負或者吹噓。但是，我在這裡有一個特殊的理由，而且我甚至必須做到不諱言我的人生歷史上的這一事實，因為這些成就自從希特勒上臺的七年以來已經成了歷史上的成就。我的書曾經數以幾十萬、上百萬計，在書店和無數個家庭中找到安全的居留地，今天在德國已經一本也得不到了。誰要是還有一本的話，就會小心地藏起來；在公共圖書館裡，它們都被放在「毒草專櫃」裡，只有那些少數得到了當局特殊許可——大多數是出於批判辱駡的目的——的人，才可以因為「學術需要」來使用它們。

　　那些曾經給我寫信的讀者、朋友，早沒有人敢把我這個遭到蔑視的名字寫在信封上。不僅如此：在法國，意大利，在所有受到奴役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我的著作譯本屬讀者最多的書籍——我的書都因為希特勒的命令而遭禁。今天作為作家的我，用我們的格裡爾帕策（Grillparzer）的話說，是一位「走在自己屍身後面的活人」。我在四十年裡在國際上打造的一切（或者說差不多一切），都被這一隻拳頭擊得粉碎。

　　所以，當我提到我的「成就」時，不是在說現在屬我的東西，而是從前曾經屬我的東西，如同我的房子，我的家鄉，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無拘無束。如果我不讓人看到先前達到的高度，就無法讓人形象地知道我——與無數同樣無辜的人一起——所遭受的跌落有多麼深、多麼徹底。它對我們整個文學一代的滅絕，是絕無僅有的；它所帶來的後果之慘烈，就我所知，在歷史上沒有第二個可以與之比肩的例子。

　　成就不是突然之間湧到我這裡來的。它來得緩慢、小心翼翼，但是堅持不懈而忠誠可靠，直到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將它趕走。它一年一年地提升自己的影響。繼《耶利米》以後出版的第一本書，也就是「世界的建築大師」中的第一本——三部曲《三位大師》——就開啟了成就之路。表現主義者、行動派、實驗派都已經謝幕了，對於那些耐心堅守的人來說，通往民眾的路又沒有障礙了。我的中篇小說《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大受歡迎，達到了平時只有長篇小說才能有的程度。它們被改編成戲劇，被公開朗誦，被拍成電影；一本小書《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所有學校都在讀它——在「孤島叢書」中很快就達到二十五萬冊的銷量。

　　沒用幾年的時間，我就獲得了這一類型的成就（我感覺，這是一位作者所能得到的最有價值的成就）：一個群體，一個可靠的人群，他們在期待著作者的每一本新書，他們買每一本新書，他們信任作者，而作者也不可以讓他們失望。這個群體慢慢變得大起來，而且越來越大。我的每一本書，在德國發行第一天就能銷售出去兩萬冊，這還沒有在報紙上刊登任何廣告。有時候我有意識地回避這種成就，但是它總是以驚人的韌性追隨著我。我純粹出於個人的興趣寫了一本書，富歇的傳記，當我把書稿寄給出版人時，他馬上回信給我說，立刻開印一萬冊。我建議他不要印這麼多，富歇不是一個招人喜歡的形象，書裡面也沒有任何女人的橋段，不太可能吸引到更大範圍的讀者，他最好先印五千冊。一年以後，這本書在德國銷售了五萬冊。

　　在同樣的這個德國，現在人們不可以讀我的任何一行字。我在修改悲劇《伏爾波尼》（Volpone）時，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我本來打算寫成一種詩體劇，於是在九天的時間內用簡易鬆散的散文詩形式寫下了各場次，正巧德累斯頓的宮廷劇院來信詢問我的最新寫作計劃。由於這個劇院首演了我的戲劇處女作《忒耳西忒斯》，我一直覺得自己對他們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於是給劇院寄去了散文詩版的劇本，並表示了歉意：我所呈上的，只是一個計劃要加工成詩歌的初稿。可是，劇院馬上就給我拍來電報，請求我不要做任何改動。這個劇本也真的就這樣登上了世界各地的舞臺（在紐約是在戲劇公會上演，艾爾弗雷德·倫特［Afred Lunt］主演）。那些年不管我做什麼，成功和不斷增大的讀者群一直對我不棄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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