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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空氣中有某種特殊的緊張,因為整個國家都在等著熱那亞和拉巴洛(Rapallo)的談判結果,不知道能否得到人們所希望的減少戰爭賠償,或者至少會達成真正和解的清醒姿態。這是德國第一次作為有平等權利的國家與那些敵對國家一起坐在談判桌前。主持這次在歐洲歷史上有紀念意義談判的,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傑出的組織才能在戰爭期間已經顯露無遺,他在第一時間就認識到德國經濟的薄弱之處——這也是後來讓德國經濟遭受致命一擊的軟肋——即原材料供應。他及時地(在這方面他也是有遠見的)將全部經濟置於中央控制之下。在戰爭結束之後,當德國需要一位外交部部長來與對手中那些最睿智、最有經驗的人打交道時,這一人選自然就非他莫屬。

  遲疑良久,我在柏林給他打了電話。他正在打造這個時代的命運,我怎麼能去打擾他呢?「對,確實很難,」他在電話裡說,「現在我也必須因為工作而犧牲友誼。」不過,他有那種能利用每一分鐘的出色組織技巧,馬上就找到了一個會面的可能性。他說,他要去幾個使館拜會,從格魯內瓦爾德(Grunewald,拉特瑙的住地)得有半個小時的車程。最簡單的辦法是,我過去到他那裡,我們利用這半個小時在汽車上聊一下。他的確有那種精神上的專注能力,能快速而徹底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一件事情上,任何時候在汽車或者火車上的談話都能如此精確和深刻,如同在他的工作室裡一樣。

  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而且我也相信,能跟一位不介入政治,與他有多年友誼的老朋友說說話,也會讓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長談,我可以作證,拉特瑙雖然並非完全沒有個人野心,但是絕非帶著某種貪婪或者急不可耐地接手相當棘手的德國外交部部長一職。他早就知道,這個任務目前還是無解的,他最多也就能完成四分之一,能達成幾個無關緊要的讓步。但是,真正的和平,寬宏大度地彼此面對,現在還不能指望。「也許需要十年,」他對我說,「前提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不光是我們不好過。那些老一代得從外交界中退出,那些將軍都成了公共廣場上的紀念雕像,站在那裡不再作聲,這才有可能。」他完全明瞭,自己作為猶太人,有雙重的責任。

  在歷史上也許很少能有這樣一個人,帶著那麼大的疑慮和那麼深的內心思考來接受一項任務,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是時間而不是他。他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危險,自從埃爾茨伯格爾(Erzberger)被暗殺——他接手了簽署停火協議這個不愉快的責任,而魯登道夫小心地躲到了國外而回避這個責任——拉特瑙就一點兒也不懷疑,作為一位主張和解的先鋒,等待著他的也會是類似命運。不過,沒有結婚、沒有子女、從根本上極度孤獨的他,認為自己沒有必要害怕這種危險。我也沒有勇氣提醒他要注意個人安危。

  拉特瑙在拉巴洛會議上做得非常出色,在當時的條件下他達到了最好的結果,這在如今已經是一個歷史事實。他那種能把握任何一個有利時機的出色天才,那世界級人物的風度,個人的聲望,從來沒有像那次那麼光芒閃爍過。但是,德國國內的一些群體的力量已經日漸壯大起來,他們知道能給自己注入力量的唯一手段便是:不斷對被戰勝的民眾宣稱,他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是對國家的背叛。當時的秘密團體——因為強烈的同性戀風氣而結成——的勢力之大,超過了當時共和國領導者的預想。在自由的理念下,共和國領導者們對所有群體都聽之任之,包括那些意圖在德國永遠消滅自由的群體。

  我在市中心外交部門口和他告別,沒想到那竟然是永別。我後來從新聞照片上認出,時隔不久,就在我們一起駛過的那條街道上,殺手伏擊了我們一起坐過的那輛汽車。按說,我沒有成為這個歷史上災難性一幕的目擊者,也只是因為偶然。因此,這一悲劇性場景——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由此開始了——在我這裡更讓人內心有所觸動,更印象十足。

  那一天我已經在威斯特蘭。數以千百計的療養者在沙灘上愉快地休閒,又有樂隊在給了無憂無慮地避暑的人們演奏音樂,就如同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消息傳來的那一天一樣!突然,送報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樣從濱海大道上跑過來:「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恐慌開始了,這一消息震動了全德國。馬克一下子暴跌,沒有什麼能支撐的了,一直瘋狂到以兆來計算。現在才開始了真正的通貨膨脹的混亂局面,相比之下,我們奧地利之前的1:15000的通脹率只是一個小兒科的遊戲而已。

  要想講述當初那些細節,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需要整整一本書的篇幅,而這樣的一本書在今天看來如同童話一樣。我經歷了這樣的日子,早上買一份報紙需要五萬馬克,到了晚上則需要十萬馬克。必須兌換外幣的人,將兌換的數額按照小時來劃分,因為四點鐘能換到的數量比三點鐘的要多出幾倍,而五點鐘又會比一個小時前再多出幾倍來。比如,我將寫了一年的一部手稿寄給出版人,為保險起見要求出版人馬上預付一萬冊印數的稿酬,等到支票來到時,其價值還不夠一個星期前我所支付的包裹費用呢。電車票都是以百萬計算的。

  中央銀行用卡車將紙幣運往各銀行,十四天以後人們可以在排水溝裡看到十萬馬克的鈔票:那是一個乞丐不屑地扔掉的。一根鞋帶比一雙鞋還貴,不,比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商店還要貴。去修理一扇玻璃窗比以前買整座房子還要貴。一本書要比以前有上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貴。如果兜裡有一百美元,可以在柏林的選帝侯大街上買一排六層樓的房子。從前的一家工廠現在也不過是一台手推車的價錢。半大的男孩子要是碰巧在港口揀到一箱被人落掉的香皂,他就可以開車兜風幾個月,每天賣出一塊香皂就能生活得像王侯一樣奢侈,而他們的父母,從前的富人則在四處乞討。送報人成立了銀行,在各種外匯買賣中投機。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大贏家施廷內斯(Stinnes)。

  他利用德國馬克崩潰的時機擴展貸款,買進一切能買到的東西,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城堡和農莊,實際上什麼都沒有花費,因為所有的欠債都歸零。不久以後,四分之一的德國都在他的手中。可笑的是,那些總是對看得見的成就感到心旌蕩漾的德國民眾還向他歡呼,好像他是天才一樣。數以千計的失業者無所事事地站在那裡,對著豪華汽車裡的外國人和給他們開車門的人握緊拳頭,他們能買下整個一條街,就如同買一包火柴一樣。每個會讀寫的人都在交易和投機,都在掙錢,同時有一種神秘的感覺,他們都在欺騙,也在被一隻躲藏起來的手所欺騙:這只手在明確地策劃這場混亂,以便讓這個國家擺脫債務和責任。

  我自認為對歷史相當瞭解,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類似的瘋狂時代,會產生這麼大比例的通貨膨脹。一切價值都發生了改變,不光是在物質方面;國家的規定遭到嘲笑,沒有什麼風俗、道德會被顧及,柏林變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酒吧、遊藝場、小酒館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我們在奧地利所見到的,只是這種群魔亂舞場景的一個溫和而羞怯的小前奏而已,因為德國人讓自己的激情和條理徹底反轉過來。沿著選帝侯大街,塗脂抹粉、帶著假腰肢的年輕人在來回晃蕩,他們並非都是職業賣身者,中學生也都想掙些錢;在那些昏暗的酒吧裡,可以看到國務秘書和高級金融大員在向喝醉了的水手溫柔地大獻殷勤,沒有任何羞恥感。就算是斯韋東(Sueton)的羅馬,也沒有過如柏林的變性化裝舞會這樣的放蕩:上百名男扮女裝和女扮男裝的人在警察贊許的目光下勁舞狂歡。

  在一切價值崩塌的時候,瘋狂正好侵襲了秩序至今尚未受到震盪的市民階層。年輕姑娘們很是以反常為榮。到了十六歲還被人懷疑是處女,這在當時柏林的任何一所學校裡都會被當成是丟臉的事兒,每個人都想能吹噓自己的風流冒險,越離奇就越好。在這種狂歡的色情當中,最重要的便是那種可怕的不真實。從根本上,隨著通貨膨脹而在德國爆發出來的恣意縱欲,無非是一種發燒般的模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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