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4)_茨威格

七四

　　在撰寫傳記或者評論性的文字去評價外國作品或者人物時，我總是覺得有責任去探究它們/他們是由於哪些原因才在自己的時代中獲得影響或者沒能獲得影響。所以，有時候在沉思默想之時我也不能不問自己：我的書裡有哪些特殊之處，讓它們給我帶來這麼出乎意料的成功。最終的結論是，我認為這是出於我自己的一個缺點，我是一個沒有耐心的、感情用事的讀者。在一部長篇小說、一部傳記或者一個思想討論中，如果一部作品有任何冗長之處，任何瑣碎的鋪排、朦朧的晦澀，一切不清晰、不明確之處，一切多餘的繞來繞去之處，這些都會讓我感到厭煩。只有那些每一頁都有高潮，能讓人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的書，才會讓我感到真正的享受。

　　我拿到手裡的書，百分之九十我都以為有太多多餘的描寫，囉唆的對話和沒有必要的配角，把書給擴展得太寬泛，因而也就太不緊張、太死氣沉沉。甚至那些最著名的經典大作也有很多拖泥帶水的地方讓我感到閱讀上的不愉快，我經常向出版人提出膽大妄為的設想：編輯一個能讓人一目了然的系列，將全部的世界名著——從荷馬到巴爾札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托馬斯·曼）——進行剔除累贅部分的徹底縮寫。唯其如此，這些作品——它們毫無疑問包含著超越時代的內容——才能在我們的時代重新煥發出生命的活力。

　　我個人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時對冗長和枯燥的反感，也會轉移到自己的寫作上，這培養了我特殊的警覺。我的寫作總是很輕鬆和流暢，在一本書的第一稿中我總是信手寫來，讓自己心中所想流淌出來。同樣，在一部傳記性質的作品中，我也總是把一切供我使用的資料細節都用起來。比如，在寫作《瑪麗·安托瓦內特》這本書時，我的確核對了她的每一個賬單，以便確定她的個人開銷；我也研讀了當時的報紙和各種小冊子，把當時的審判卷宗一行一行地仔細研究過。

　　不過，在印出來的書裡，找不到一行這樣的內容，因為在一本書的初稿大體完成時，對我來說真正的工作才開始，即壓縮和構思的工作，從一稿到下一稿，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工作。一遍一遍地推倒重來，不斷地對內部構造進行精煉和提純。大多數人無法下決心對那些他們自己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還帶著一種偏好，願意讓字裡行間的內容比自己原本所知的內容更深、更廣，而我的抱負卻在於：自己所知道的，一定要多於從外面可見到的。

　　這種濃縮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跌宕起伏，還要在後來的印刷校樣上重複一遍、兩遍、三遍。這一過程後來就變成了一個樂趣無限的狩獵活動：去找到一個多餘的句子或者一個詞語，在缺少它們時既不會減少精確性，還能讓作品的節奏加快。在我的工作過程中，最讓我感到愉快的部分，便是這種刪減工作。我還記得有那麼一次，我特別滿意地放下工作站起來時，妻子對我說，好像我今天完成了什麼非同尋常的事情。我不無驕傲地回答她說：「對，我成功地將整個段落刪掉了，這樣就找到了一種更流暢的過渡。」如果說，有時候我的書因為能抓住讀者的節奏而受到讚譽的話，那麼這個特點絕非出於天性的不安或者內心的躁動，而僅僅是由於有那種系統性的方法，始終將一切多餘的停頓和噪音都處理掉。

　　如果說我的寫作有哪種藝術可言的話，那就是這種捨棄的藝術，因為哪怕在寫出來的一千頁手稿中，有八百頁最後被扔進了廢紙簍，只有二百頁經過篩選的精華被印出來，我也不抱怨。如果有什麼能在某種程度上解釋我的書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反響，那便是我嚴格遵循這樣的規則：我寧可讓作品篇幅小，但是一定只寫最重要的內容。書中的想法從一開始就完全帶著歐洲的、超越國界的取向，所以當有外國出版社和我取得聯繫時，我實實在在地感到高興：他們來自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脫維亞、芬蘭和中國。不久以後，我就得買一個很大的書櫃，以便放下不同語言的譯本。有一天我在日內瓦的國際組織「知識界合作」的統計數字上看到，我是當時被翻譯得最多的作者（按照我的秉性，我又會多次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消息）。

　　另外一天，來了一封俄國出版社的信件，該出版社要給我出俄文版作品全集，問我是否同意讓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我是否會同意？我還是個中學生時，就在課桌下面偷偷地讀過他的中篇小說，多年來一直熱愛他、欽敬他。然而，我從來沒敢想他會聽到過我的名字，更不用說還會讀我的作品，根本不敢想一位這麼重要的大師級人物會給我的作品寫序。某一天，一位美國出版人出現在我在薩爾茨堡的房子前——還帶著一封介紹信，好像真有必要這麼做似的——建議接手我的全部作品來陸續出版。這就是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亞明·許佈施（Benjamin Huebsch），從那時起他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當我在其他地方的全部出版物都被希特勒的馬靴踏入地下時，在我失去了舊有的、原本的、德意志的、歐洲的家鄉時，他用文字給我保留了最後的家鄉。

　　這樣的外在成就也會是危險的，它能讓一個此前對自己美好意圖比對自己的能力和影響力更有信心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任何一種知名度本身，都會擾亂一個人自然而然的均衡。在平常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名字無非如同香煙的包裝紙一樣：一個識別性的標記，幾乎是無關緊要的對象，與真正的主體即原本的我，只是鬆散地關聯在一起。在成就出現時，這個名字也跟著一起躥紅。它掙脫了原本使用這個名字的人，自身變成了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個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在向內的強烈反沖中，它也會產生一種力量，開始去影響、去主宰、去改變那個用它作為自己名字的人。

　　榮幸的、自信的天性會在無意識中成為它所帶來的效應。頭銜、地位、勳章以及名字的知名度讓這些人有更高的安全感，能產生一種被升高的自我感覺，會帶給他們一種意識：他們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有著特別的重要性，他們不由自主地吹噓，以便讓自身能達到外在影響效應相符合的高度。不過，一個天性就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會覺得每一種外在的成就都是一種責任，力圖讓這種困難狀態儘量保持不變。

　　我並不是要說，我沒有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興。正好相反，它讓我感到非常幸福，只要這只關涉到已經與我脫鉤的產品，即我的書以及由此而來的虛名。當我沒有被人認出來站在一家德國的書店裡，偶然看到一位中學生走進來要一本《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用自己不多的零花錢來買書，這是令人感動的一幕。在臥鋪車廂裡，當列車員在旅客登記時看過名字之後充滿敬意地將護照還給我，或者當一位意大利海關人員在認出我之後，因為他讀過我的某一本書而不再對我的行李進行檢查時，這也會愉快地撥動我的虛榮心。或者，純數量上的效應，對於作者而言也是一種誘惑。我碰巧在一本書的首發那天來到萊比錫。看到自己用三四個月的時間寫在三百頁紙上的東西，竟能在無意之中引起那麼多人力勞動，這讓我感到奇特的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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