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9)_茨威格

六九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情況正好相反。人們對生活連續性的意志要大於貨幣的不穩定性。在金融的混亂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擾地繼續下去。在個人層面上，發生了很多變化：富人們變窮了，因為他們存在銀行裡的錢，他們買的國債貶值了；投機家們變富了。但是，生活的車輪在繼續轉下去，毫不在意單個人的命運，按照自己的節奏自顧自地行進著。麵包師在烤他們的麵包，鞋匠在縫製他們的靴子，作家在寫他們的書，農民在耕種他們的土地，火車正常運行，每天早晨報紙都會像往常一樣放在門口。恰好是那些娛樂場所、酒吧和戲院總是座無虛席。

　　正是因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發生，即從前最穩定的貨幣現在卻在每一天都失去其價值，人們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價值：工作、愛情、友誼、藝術和大自然，整個民族在災難當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夥子們和姑娘們上山遠足，回到家時曬得皮膚黝黑；舞廳裡的音樂一直響徹到深夜；到處都有新工廠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沒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們所看重的東西，現在對我們來說變得更重要了。在奧地利，我們還從來沒有像在這些混亂之年裡如此熱愛藝術，因為我們在金錢的背叛中感覺到，只有我們身上那些永恆的東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比如，在那些最為艱難的日子裡，我也從來沒有忘掉去一場歌劇演出。人們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跌跌撞撞，因為煤的匱乏，照明受到限制。買一張大廳裡座位的票需要一捆鈔票，這在早先足夠豪華包廂的全年票了。因為劇場裡沒有暖氣，觀眾都穿著外套看戲，並且大家擁擠在一起來取暖。現在的大廳裡，是多麼單調，多麼灰暗，而從前這裡是耀眼的制服，多麼華貴的女士晚裝！誰也不知道，如果貨幣繼續貶值，哪怕只有一個星期沒有煤可用，在下一個星期歌劇是否還能夠繼續上演。在這個帶著皇室般富麗堂皇的奢華劇院裡，一切都顯示出雙重的令人絕望。

　　樂隊的演奏員們坐在樂譜架旁，他們也處在灰色的陰影當中，身著已經磨壞了的舊燕尾服，他們疲憊不堪，因為匱乏而顯得憔悴。在這座變得陰森森的劇院裡，我們自己也如同幽靈一般。可是，當樂隊指揮抬起了指揮棒，當帷幕徐徐拉開以後，一切都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輝煌。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音樂家都發揮出他們最好的水平，因為他們都感覺到，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在這座自己鍾愛的劇院裡演出。我們在悉心傾聽，從來沒有這麼集中，因為也許這是最後一次。我們就這樣生活著，其他的千百萬人也是這樣；每個人都極盡自己所能，在這個星期、這個月、這一年，這毀滅之前的時段。我還從來沒像當時那樣在一個民族當中感覺到那麼強烈的對於生活的意志，好像那一切都關涉到終極所在：為了存在，為了延續。

　　然而，哪怕有這一切，要是我得向人解釋，當時那個被洗劫一空、貧窮而多災多難的奧地利怎麼就保留下來了，我還是會覺得尷尬。我們右邊的巴伐利亞成立了共產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我們左邊的匈牙利在貝拉·庫恩的領導下走向了布爾什維主義。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革命沒有在奧地利發生。當時真的不缺少爆炸材料：滿大街遊蕩著返鄉的士兵，他們處於半饑餓狀態，衣衫襤褸，憤怒地眼見著發戰爭財的人享受著無恥的奢侈，他們還得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兵營裡，一個「紅色衛隊」團已經準備就緒，而且沒有任何對立組織的存在。兩百個心意已決的男人就足以拿下當時的維也納和整個奧地利。但是，沒有什麼真正嚴肅的事情發生。

　　唯有一次，一群不守紀律的人準備鬧事，被四五十個攜帶武器的警察輕而易舉地給平定了。於是，奇跡變成了現實：這個與它的能源供應、工廠、煤礦和油田切斷關聯的國家，這個紙幣像雪山崩塌一樣失去價值的、被搶劫一空的國家存留下來了，站住腳了。也許這是由於它的衰弱，人們太沒有力氣，挨餓的日子太久了，沒有力氣再去鬥爭了；也許，那也是由於那種典型的奧地利式的神秘力量：那種與生俱來的和睦相處的能力。

　　兩個最大的黨派，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在最艱難的時刻聯合在一起組成政府，儘管他們有內在的深層對立。每一方都向對方做出了讓步，以避免讓整個歐洲陷入四分五裂的災難性局面。慢慢地各種關係開始被理順，開始穩固起來，讓我們自己也感到吃驚的是，這些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這個肢體殘缺的國家繼續存在下去，後來當希特勒來到這裡要奪走這個民族——這個富有犧牲的意願，忠貞不渝，在堅苦卓絕中表現出無比勇敢的民族——的靈魂時，它甚至還能保衛這個國家的獨立性。

　　但是，這個國家避免了極端性的塌垮，這只停留在外面的和政治的意義上。在國家的內部，在戰後的最初幾年經歷了一場極大的革命。與軍隊一起被粉碎的還有曾經對「威權不會犯錯誤」的信任，這是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信條。對於那位發誓「人馬一息尚存，決不放棄戰鬥」，卻在夜深霧濃之時逃出國境的皇帝，對於那些軍隊首領、政客和毫不懈怠地用「戰爭」（Krieg）和「勝利」（Sieg）、「痛苦」（Not）和「死亡」（Tod）來押韻的詩人，德意志人還會有一絲敬仰之情嗎？當硝煙彌漫這個國家，戰爭帶來的滿目瘡痍隨處即是之時，戰爭的殘酷現在才為人們所見。

　　四年長的時間，在英雄主義和軍隊徵用的名義下進行了謀殺和搶劫，人們怎麼還能將這樣的道德信條看作是神聖的呢？當國家取消了一切頗為棘手的對公民的責任之後，國民怎麼還能夠相信這個國家做出的任何承諾呢？而現在，正是那些戰爭期間的原班人馬，那些有經驗的人，在商談和平時顯示出來的愚蠢與發動戰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大家都知道——當時卻只有我們少有幾個人才認識到——這次的和平會是歷史中一個道德上的機會，也許是最大的可能機會。威爾遜認識到了這一點。他以卓越的遠見勾畫了一項給世界帶來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和解計劃。但是，那些舊日的將軍、國家首腦、利益相關人將這一計劃割裂成毫無價值的碎紙片。

　　那些曾經說給千百萬人的諾言——這次戰爭將是最後一場戰爭——無非是要從那些一半由於失望，一半由於疲憊而變得絕望的士兵身上，再動員出來最後的力量。軍火商的利益和政客們的較量已經以犧牲這些承諾為代價，他們採取了關起門來簽訂秘密條約和進行私下談判的災難性策略，成功地避開威爾遜提出的那些睿智的、人道的要求。這世界上的明眼人都看到，他們受騙了。受騙的是犧牲了自己孩子的母親，是作為乞丐而返鄉的士兵，是認購愛國國債的人，是每一位相信了國家承諾的人，是我們所有那些夢想著一個更有秩序的新世界的人。

　　我們不得不看到，那個押上了我們的生存、我們的幸福、我們的時間、我們的財富的老遊戲，現在又重新開始了，操盤手還是原來的那撥人或新來的賭徒。如果整個年輕一代怨恨而鄙視地看待他們的父輩——這群先聽信了勝利在握而後又接受了和平條件的人——這會讓人感到奇怪嗎？難道這一切都是因為不走運，什麼都無法預見，什麼都無法料到才導致的？如果年輕人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尊敬，這難道會不好理解嗎？整個的年輕一代，不再相信父母、政客和老師；國家的任何規定、任何法令，他們都會帶著懷疑的目光來閱讀。戰後的一代一下子就拋棄了迄今為止的一切有效條規，背離了傳統，他們要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擺脫過去，躍入未來。

　　生活領域中一個完整的新世界，一種完全不同的秩序應該從他們這裡開始，當然一切都帶著某些狂野的過激。一切非同齡人的活動，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以前年輕人與父母一起旅行，而現在十一二歲的孩子們依照性別組織起自己的群體，像「遷徙的鳥兒」一樣走遍整個國家，去意大利，去北海。在學校裡，他們依照蘇俄的榜樣，成立學生委員會來監督教師，推翻「教學計劃」，因為孩子們只願意、只想學習他們願意學習的內容。

　　對於每一種現行的規則，他們出於造反的樂趣去反對，甚至違背了天然的意志，違背了性別之間永久性的兩極化。女孩們把頭髮剪得短短的，短到與男孩子們的髮型都無法區分開來，而年輕的小夥子們又要將鬍子刮得精光，為的是顯出些姑娘的嬌媚。男女同性戀並非出於內在的性驅動，而是作為一種表達抗議的盛行時尚，反抗的是那些悠久的、合法的、正常的愛情形式。存在的每一種表達形式都要顯示出激進和革命，藝術也當然如此。新繪畫宣佈倫勃朗、老賀爾拜因（Ambrosius Holbein）和委拉斯開茲（Velasquez）創作的一切都已過時，開啟了最光怪陸離的立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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