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0)_茨威格

七〇

　　無論在哪裡，那些能讓人一目了然的因素——音樂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似性，語言中的可感性——都受到鄙視。德語中表示陽性、陰性、中性的定冠詞der、die、das被棄之不用，句子的結構被顛倒過來，人們用「直白」和「口無遮攔」的電報風格，加入激烈的感歎詞，來進行文學寫作。況且，任何非活躍性質的文學作品，也就是說，缺少政治理論上思考的文學都會被扔到垃圾堆裡。音樂在一根筋地尋找一種新的調性，將節拍分離；建築學把房屋的裡外翻了個；在舞蹈方面，華爾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巴和黑人的舞蹈因素；在時裝設計上，突出強調裸露一直在造就另一種荒謬性；在戲劇方面，演員們穿燕尾服來上演《哈姆雷特》，力圖帶來爆炸性的戲劇效果。在所有領域中，都展開了最無羈絆的實驗，一切現有的、已經完成的、已經成就的東西，要一蹴而就地被趕超過去。

　　一個人越年輕，所學到的東西越少，就會因為他與任何傳統都不相干而越受歡迎：終於，年輕一代可以勝利地向父母一代的世界進行報復。在這種任情的狂歡之中，讓我覺得最可悲而滑稽的一場戲便是，老一代知識分子驚惶失措地擔心自己會被超越，會被認為「不合時宜」，他們絕望地也趕緊裝扮出做作的「野性」，試圖一瘸一拐地跟在這些年輕人的後面，哪怕那是明顯不過的歧途。那些中規中矩、溫柔敦厚、鬍鬚灰白的學院教授在他們從前創作的，現在賣不出去的「靜物寫生」畫上添加上象徵性的立方體和六面體，因為不如此的話，年輕的館長們（現在到處都在找年輕人，或者更準確地說：最年輕的）就會認為這些畫太過「古典主義」，會把它們從畫廊裡取下，送到倉庫裡。

　　那些幾十年來以圓潤清晰的德語進行寫作的作家們，現在把自己的句子砍剁得七零八落，驅使自己成為「行動主義」中的一分子；大腹便便的普魯士樞密顧問在講臺宣講卡爾·馬克思；上了年紀的宮廷芭蕾舞女演員裸露出四分之三的肉體，用「做作」的旋轉舞來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或者勳柏格的（弦樂六重奏曲）《昇華之夜》。到處都有老人在惶恐不安地追隨最新的時尚。突然之間，要保持「年輕」，當昨天的還尚未過時，就要快速地構想出一個更新的，更極端，還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方向，這變成了唯一的虛榮心。

　　這是一個多麼狂野、無政府主義大肆氾濫、令人難以置信的時代！在這些年裡，隨著貨幣價值的消失，在奧地利和德國的一切價值都在向下大跌！這是一個人們興奮得心醉神迷的時代，是無所顧忌的騙局連連的時代，是焦躁不安和極端主義的獨特混合。一切非常規的、無法掌控的東西，都在經歷黃金時代：通神學、神秘學、招魂術、催眠術、人智學、手相術、筆相學、印度的瑜伽學說、巴拉塞爾士的神秘主義。一切能夠帶來超出現有興奮程度的東西，嗎啡、可卡因、海洛因，任何形式的麻醉品，都有令人瞠目結舌的好銷路。

　　在戲劇作品中充斥著亂倫和弑父的情節；在政治方面，唯有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人們所渴望的極端，與之相反的任何形式的中規中矩與溫和折中都會遭到鄙視。但是，我也不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藝術的發展中捨棄這個混亂的時代。就如同每一場思想革命其最先的任務總是清除積垢，總是得先將空氣中沉悶的傳統一掃而空，將多年累積下來的緊張釋放出來，儘管有各種大膽的實驗，而有價值的啟發還是沒能出現。儘管我們對他們的誇張行徑感到疏離，我們還是沒有理由去責備他們，或者高傲地去拒絕他們，因為從根本上，這些新一代年輕人在嘗試著做我們那一代因為謹慎和邊緣化而貽誤的事情，儘管他們太過於激烈，太不耐心。

　　在內心最深層，他們的直覺是對的，戰後時代必須與戰前有所不同：一個新時代，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這年長的一代在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不也是一直希望如此嗎？當然，就算在戰後，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再一次證明了我們無力在面對危險的世界被重新政治化時，及時形成超越國家的組織來扭轉這種局面。還在和平談判期間，以小說《火線下》享譽世界的法國作家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就曾經試圖在歐洲和解的旗幟下成立歐洲各國知識分子聯合會。這個團體將自己命名為「清醒思考者」（Clarte），各國作家和藝術家要莊嚴地承擔起責任，與任何形式的民眾煽動做鬥爭。

　　巴比塞曾委託我和勒內·席克勒共同領導德語作家小組，這也是最艱難的一部分，因為在德國還到處燃燒著對《凡爾賽和約》的怒火。只要萊茵蘭、薩爾與美因茲的橋頭堡還被外國軍隊佔領著，要想贏得德國人在思想上超越民族主義就顯得前景渺茫。如果巴比塞沒有拋棄我們，也許還有可能建成這樣的組織，就如同後來高爾斯華綏通過成立國際筆會俱樂部（P.E.N.）所能做到的那樣。

　　致命的是，一次俄國之行帶給他的興奮——那裡群情高漲的大眾傳染到他身上的——讓他堅信，市民國家和民主無力讓各民族結成真正的兄弟關係，只有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全世界成為兄弟才有可能。他想悄悄地將「清醒思考者」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我們拒絕這種激進做法，這是一種註定會削弱我們的力量的做法。於是，這件本身很有意義的計劃就提前告吹了。我們又一次因為太熱愛自身的自由和獨立，讓為思想自由而進行的鬥爭遭遇失敗。

　　現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平靜地隱居起來，回到自己的創作。在表現主義者和放縱主義者——如果允許我這樣說的話——那裡，我以三十六歲的年齡，已經進入了上一代，那個本來已經該銷聲匿跡的一代了，因為我拒絕像猴子那樣投他們所好。對於早年的作品，我自己感到不滿意，我再也沒有再版那些「唯美」時期的書。這也意味著，要重新開始，要等待，直到各種「主義」的焦躁浪潮退去。我個人的一個缺陷——全無上進心——也有利於做到這種不尚虛榮。

　　我開始了一個大型的系列「世界的建造大師」，就因為自己知道這需要做上幾年；我寫作了中長篇小說《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帶著徹底的非行動主義者的放鬆。我身邊的國家，我身邊的世界開始慢慢地有了秩序，我也不應該再有所猶豫。我可以裝模作樣的時代過去了，那時我所開始的一切，都無非是權宜之計。人生的中途站我已經到達，單純承諾的年齡已經過去；現在需要做的是，去更有力地追隨自己的渴望，去讓自己經受住考驗，或者讓自己徹底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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