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3)_茨威格

六三

　　我們夢想著能有人從飛機上將這些傳單而不是炮彈投向城市和軍隊，讓人們看到這些能讓頭腦最簡單的人，無需有閱讀語言能力的人也能理解的憤怒而悲慘的畫面。我敢肯定，那樣的話，戰爭就會更早地被扼殺。可惜，這些版畫只能刊登在《葉報》這張小報上，所及範圍幾乎都不出日內瓦。我們所談論的、所嘗試的，都只局限於瑞士這個小圈子內，等到它們能有效應時，已經為時太晚。面對各國的總參謀部和政治機構這些龐大的機器，我們感到無能為力，對此我們都心知肚明。他們之所以沒有迫害我們，也許正因為我們不會變得危險，我們的言詞被窒息，我們的影響無法得到發揮。正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為數少，知道我們在孤軍奮戰，所以我們緊密相擁，肝膽相照。在成年以後，我還從來沒有感受過像在日內瓦這個時候的熱烈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們都保持著這些關係。

　　從心理學以及從歷史的角度（而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這個小組裡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昂利·吉爾博，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讓人看到一條歷史上顛撲不破的規律：在天翻地覆的突變時期，尤其是在戰爭或者革命時期，短時間內勇氣和膽量可能比內在意義更有效力，大無畏的公民勇氣能比一個人的品格和堅貞更有決定性意義。當時代潮流奔湧而來時，總是那些毫不猶豫地將自己投入激流當中的人能先行一步。有多少被歷史的潮流裹挾而來的曇花一現的風雲人物，如貝拉·庫恩（Bela Kun）、庫特·艾斯納（Kurt Eisner），直到他們的才智無法勝任！

　　吉爾博，一位瘦弱的、長著金黃色頭髮的小個子男人，他灰色的眼睛目光銳利、充滿不安，他能說會道，有說起話來活靈活現的口才，卻並非天才人物。儘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將我的詩歌翻譯成法語，但是我不得不誠實地說，他的文學才華真的無足輕重。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沒有超出一般水平，他在各方面素養都不是特別深厚。他的性格當中有一種很不幸的稟性，那就是一定要提出反對意見，完全無所謂本來要反對什麼。如果能真正像一個街頭小混混那樣到處尋釁，能碰上比他自己強的對手，那他就會覺得很舒坦。在巴黎，在戰爭開始之前他就不斷地跟文學界的某個方向或者某個單個的人爭來辯去，無論誰在他眼裡都不夠極端，儘管他本質上是一個心地不壞的小夥子。現在，在戰爭中，他這位原本的反軍國主義者，一下子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世界戰爭。

　　與大多數人的恐懼和怯懦形成對比的，是他在戰鬥中帶來的無畏和勇猛，這讓他在關鍵時刻變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不可缺少。吸引他的東西，也正是其他人所懼怕的：危險。別人縮手縮腳不敢去做的事，他一個人卻做了那麼多，使得這位原本沒有什麼文學地位的人變成一位大人物，讓他的創作能力與戰鬥能力都提升到超正常的水準：類似的現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省的小律師和小法律人^①身上也可以觀察到。當他人在保持沉默時，當我們自己躊躇猶豫，在每個環節上都仔細去考慮做什麼以及不做什麼時，他卻義無反顧地動起手來了。吉爾博留下的長久性的功績是，他創辦並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一份在思想界舉足輕重的反戰刊物《明日》，這是任何想要真正瞭解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必須去讀的文獻。他辦了一件我們正需要的事情：一個在戰爭期間超越民族的國際性討論中心。

　　①在法國大革命中，三級會議中來自吉倫特省的代表最終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力量，被稱為「吉倫特派」。在其12名代表中，有5人是律師。

　　羅曼·羅蘭對這份刊物的支持，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由於在道德上的威望以及人事關係，他為這份雜誌爭取到來自歐洲、美洲和印度最寶貴的作者；另外一方面，當時正在流亡的俄國革命者如列寧、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對吉爾博的激進立場有所信任，定期為《明日》撰稿。這樣一來，有十二個月或者二十個月，這世界上沒有哪份刊物比它更有趣、更獨立。如果它能持續到戰爭結束之後，也許對公眾輿論的形成還會產生影響呢。同時，吉爾博在瑞士還代表著法國的激進小組，因為在法國克裡孟梭強行讓他們噤聲。在著名的昆塔爾會議和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①——堅持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從那些變成愛國者的成員當中分離出來——他扮演了一個歷史性的角色。

　　①齊美爾瓦爾德（Zimmerwald）是位於瑞士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鎮。瑞士社會民主黨於1915年9月5—8日在這裡舉辦了一場國際會議，有來自12個國家的37位代表參加，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會議形成了《齊美瓦爾德宣言》，以列寧為核心形成了反軍國主義、主張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運動，被稱為「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由此開始國際工人運動開始分化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和改革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這次會議上也成立了「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該組織1916年的會議在昆塔爾（Kienthal，也是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鎮）召開。

　　在整個戰爭期間，在巴黎的政界和軍界，沒有哪個法國人比這位金黃色頭髮的小個子更讓人害怕、遭人痛恨，甚至超過那位後來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沙杜爾（Jacques Sadoul，1881—1956）上尉。法國情報局最後終於成功地給他下了一個絆子。在伯爾尼一個德國間諜的旅館房間裡搜出來的幾份報紙，這些無非能夠證明德國機構訂閱了幾份《明天》而已。這原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就德國人的一絲不苟而言，這幾份《明日》似乎是不同圖書館和機構所要求的。對巴黎來說，有了這個藉口就足夠將吉爾博說成是受到德國人收買的煽動者，並對他進行了起訴。他被缺席判處死刑。這是完全不公正的，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那樣，這個判決在十年以後的複審中被撤銷了。

　　此後不久，由於他的偏激和極端行為——這種行為也慢慢危及羅曼·羅蘭和我們大家——他與瑞士當局發生了衝突，被逮捕並監禁。列寧對他有好感，也出於對他在艱難時期所提供的幫助懷有感激之情，於是大筆一揮讓他變成俄國公民，讓他坐上第二個封閉列車來到莫斯科。到了那裡，他的創造性活力才得以充分發揮出來。他有著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具有的一切條件：坐牢、被缺席判處死刑，他再次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正如在日內瓦是通過羅曼·羅蘭的幫助一樣，他在莫斯科由於列寧的信任在俄國的建設中做出了一些積極的貢獻。另外一方面，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由於戰爭時期的大膽立場而在戰後的議會和公眾中受到青睞，並擔任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因為所有極端性質的群體都在他身上看到：一個有行動力、有勇氣的真男人，一個天生的領導者。

　　然而，事實證明，吉爾博根本不是一個具備領導者素質的人，他像許多戰爭詩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時代的產兒，在經歷了與自己才能不相符的突然升遷之後，最終還是要塌垮下來。吉爾博這位無可救藥的論戰者，在俄國也像他從前在巴黎那樣，將他的天才都花在吵架和惹是生非上，慢慢地與那些曾經敬重他的勇氣的人鬧翻，最先同列寧，之後是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最後和我們大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