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2)_茨威格

六二

　　為了避免在這一點上引起任何些微的嫌疑，我們朋友之間原則上都不互相遞煙，因為我們肯定會不間斷地受到特工人員的監視。為了不讓人懷疑我們害怕或者我們有什麼心虛之事，我們這些國際朋友總是選擇一個最為簡單的辦法：公開。我們的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領的渠道，我們也不在夜裡偷偷互訪，而是公開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館裡。我到了日內瓦以後，也馬上對旅館的門房報上全名，說我要見羅曼·羅蘭先生。我這樣做，對德語和法語的情報機構都方便，他們馬上就知道我是誰，我要和誰見面。對我們來說，兩個老朋友用不著因為各自碰巧所屬的國家碰巧正處於交戰狀態就故意避而不見，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了。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世界表現得荒謬，我們就隨著它一起來做荒謬之事。

　　我終於站在他的房間裡——我幾乎覺得，跟巴黎的那個房間是一樣的。像從前一樣，桌面和扶手椅上堆放著各種書籍。寫字臺上滿滿的都是雜誌、信函和紙張。他有著與從前同樣樸素的住地，宛如隱修士的工作室一般，卻連接起整個世界。無論他到哪裡，都出於自己的想法把房間佈置成這個樣子。我一下子說不出來問候之語，我們彼此伸出了手：這是幾年以來我第一次可以相握的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與之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

　　但是，在這三年裡，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走得更近。跟他說外語讓我感覺比跟在我自己國家同任何人說話都更有信任、更直截了當。我完全意識到，這位站在我面前的朋友是當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歐洲的道德良知正在同我說話。現在我才能看到，他為促進人類的諒解已經做出和正在做出怎樣的大貢獻。他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單獨一人，沒有助手，沒有秘書，關注各個國家發出的不同宣言，與無數在不同情況下向他諮詢意見的人保持通信聯繫，每天在他的日記本裡寫滿很多頁紙。

　　在這個時代，沒有哪個人像他那樣有那麼強烈的見證歷史時代的責任感，感覺到有向後來人有所交代的需求。（可是，到了今天，這些手寫的日記本，這些能讓人完整地瞭解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道德衝突和思想衝突的文稿，它們如今在哪裡？）與此同時，他也在發表文章，每一篇都引起國際反響。他還在創作長篇小說《克萊朗博》^①。他的投入不遺餘力，沒有間隙，充滿了犧牲精神，將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自己接手的那種無比巨大的責任當中；在人類瘋狂發作的時代，他在每一件事上的做法都堪為表率，都是充滿人性的。每一封信他都答覆，每一本討論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他都閱讀。

　　①這是羅曼·羅蘭在1920年完成的一部歷史小說，主人公為法國17世紀作曲家克萊朗博（Louis-Nicolas Clérambault，1676—1749）。茨威格將該書翻譯成德文，題名為《克萊朗博的故事：戰爭中的自由精神》。

　　這位身體乏力、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威脅的男人，這位只能輕聲說話、一直輕咳不斷的人，這位不戴圍巾就無法出門的人，這位快走幾步就喘不上氣來的人，煥發出來的力量卻能應對大得幾乎不可能的要求。任何攻擊，任何卑劣的手段都不能讓他動搖，他無畏而清醒地看著世界的混亂。我在這裡看到一種英雄主義，在一個活著的人身上看到這種精神上、道德上、紀念碑式的英雄主義——即便在那本寫他的書裡，我對他的描寫可能還是不夠充分（在蓋棺論定之前，人們不太敢對一個尚在人世的人給予太多讚美）。

　　當我在這個小房間裡見到他時——從這裡他將那看不見的強大光芒發散到世界上的各個地區——我當時受到了怎樣的震撼！也許我可以說那是「淨化」，直到今天這一震撼還流淌在我的血液當中。我那時很清楚：羅曼·羅蘭一個人或者說幾乎是單槍匹馬而形成的那種正直而強勁的力量，可以抵抗上百萬人的非理性仇恨，這力量是任何測度和計算都不足以估量的。只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能知道，他的存在以及他那堪為表率的不可動搖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因為有了他，患上狂犬病的歐洲還得以存留住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那天下午以及後來幾天的談話中，他的言詞包裹下的內容給我帶來淡淡的悲哀，正如跟裡爾克談到戰爭時一樣。他對那些政客以及為了本民族的虛榮不惜犧牲他人的人感到憤慨；同時，他對那些難以計數的，為了一個他們自己根本不理解的意義——實際上的無意義——而受難和死亡的人感到同情。他把一份列寧的電報拿給我看。在乘坐那輛廣受非議的全封閉列車離開瑞士之前，列寧強烈請求羅曼·羅蘭與他一同前往俄國，因為他完全知道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業有多麼重要。但是，羅曼·羅蘭堅決地不聽命於任何群體，只是以一己之力在為一個他發誓為之努力的事業而奉獻：人類的共同事業。正如他也從來不要求任何人屈從於他的理念，他也拒絕任何關聯。愛戴他的人，本身應該是不受約束的。他要讓人看到的，無非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哪怕為此要與整個世界作對。

　　在日內瓦，我在第一天晚上便遇到了聚集在兩家小型獨立報紙《葉報》（La Feuille）和《明天》（Demain）的幾位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皮埃爾－讓·茹弗（P.-J.Jourve）、勒內·阿科斯和弗朗斯·馬塞雷爾（Frans Masereel）。我們彼此一見傾心，成為知心朋友，就像平常青少年之間締結友誼才會出現的那個樣子。但是，我們憑直覺感覺到，我們正站在一種新生活的開端。由於從前的朋友受到愛國主義的蒙蔽，我們的一些昔日朋友關係已經不復存在。我們需要新朋友，因為我們仍然站在同一陣線，在同樣的思想戰壕裡反對共同的敵人，於是我們馬上形成了一種充滿激情的同志般的友誼。

　　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我們彼此已經信任，好像我們已經相識多年，也都願意兄弟般地彼此以「你」相稱，像這個陣線中的人通常做的那樣。「我們為數不多，我們快樂，我們是兄弟一樣的朋黨」，我們都感覺到，這種不尋常而膽大妄為的相聚也有個人的危險；我們知道，在五個小時路程以外的地方，每個德國與每個法國人在彼此虎視眈眈，他們要用刺刀將對方刺倒，或者用手榴彈將對方炸得粉碎，他們會因此得到嘉獎；國界兩邊的千百萬人都在做著這樣的夢，將對方消滅，讓對方從地上消失，敵對雙方的報紙彼此都只有謾駡。在千百萬人當中我們為數不多的幾個，不光能和平地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同時也是有著最誠懇的、最充滿激情的兄弟之誼。

　　我們知道自己這樣做與官方規定的內容多麼不符，我們也知道，這樣忠於友誼會讓我們在各自的國家給自己帶來危險。但是，正是這種危險讓我們將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升級為一種亢奮。我們就是要鋌而走險，並且要享受鋌而走險的樂趣，因為單單這將自身置於險境的行動，就足以給我們的抗議以真正的分量。我甚至與皮埃爾——讓·茹弗一起在蘇黎世舉辦了一次公開的朗誦會，這在這場戰爭期間是非常罕見的。他用法語朗誦他的詩作，我用德語朗誦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

　　正因為我採取了將一切公開攤牌的做法，這也表明在這一場大膽的遊戲當中，我們是真誠的。至於領事館和大使館的人對我們有什麼看法，那對我們來說無所謂，哪怕我們這樣做是像科爾特斯^①將返回家鄉的船給燒毀。我們直到靈魂深處深信不疑，真正的「叛徒」不是我們，而是那些在這一意外時刻背叛了詩人之人道使命的人。這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他們生活得多麼有英雄氣概！正是那位弗朗斯·馬塞雷爾以他那些反對戰爭殘忍的木刻版畫，在我們的眼前展示出永遠的戰爭畫面，其中體現出來的激憤和狂怒，與戈雅的《戰爭的災難》相比也毫不遜色。這位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人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在無言的木頭上刻畫著新的形象和畫面，那窄小的房間和廚房裡已經堆滿了這些木板。每天早晨《葉報》上刊登出來的版畫控訴，並不是在指控某個國家，所有作品的控訴對象都是一樣的，是我們的共同對手：戰爭。

　　①科特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者。1519年，他讓自己的隊伍在登陸之後將船隊摧毀，斷絕一切後路，以示背水一戰征服墨西哥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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