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4)_茨威格

六四

　　他終結於一個變得不那麼波瀾壯闊的時代，寫些沒有什麼分量的小冊子以及沒有什麼意義的爭吵，一如他起步之初所做的那樣。在獲得赦免以後不久，他在巴黎的一隅無聲無息地死去。這位在戰爭時期最無畏、最勇敢地反對戰爭的人，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時代帶給他的契機，知道如何使之發生效力，原本有可能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今天他完全被人們所遺忘，他在戰爭期間創辦《明天》這份刊物，也許我是最後一個帶著對這份功績的感激之情來回憶他的人。

　　幾天以後，我從日內瓦回到蘇黎世，以便開始討論我的話劇試演的問題。我一直都熱愛這座城市，因為它的湖光山色，也因為它那高雅，略為保守的文化生活。由於瑞士位於各交戰國之間，蘇黎世也不再那麼安靜，一夜之間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城市，是歐洲各種思想運動的聚會所，當然也是一切可以想到的商人、投機者、間諜、宣傳鼓動者等各色人等的聚集地。當地人有充分的理由帶著懷疑的態度來看待這些人。

　　在餐館、咖啡館、電車裡、大街上，人們聽到各種語言。到處都能遇到熟人，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總會陷入無休止的激烈爭論當中，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被命運卷到這裡的人，他們的生存都與戰爭的結局休戚相關：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為受到迫害和蔑視。每個人都從原本的生存狀態中脫離出來，被甩入偶然事件當中。由於沒有家鄉，他們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處；因為沒有權力來影響軍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們日日夜夜在思想發燒的狀態中討論問題，這讓一個人同時變得興奮而疲倦。人們在自己的家鄉里經歷了若干年月的閉嘴不言之後，現在真的很難捨棄這種說話的樂趣。

　　當一個人又可以不受檢查地去思想、去寫作之後，這讓人不由得要去寫作、去發表。每個人都開足馬力，哪怕是中等資質的人——如我所描述的吉爾博——也變得比此前以及此後更有意思了。各種語言、各種背景的作家和政治家都彙聚在這裡。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Alfred H.Fried）在這裡出版了他的《和平守望者》，前普魯士軍官弗裡茨·馮·翁魯（Fritz von Unruh）給我們朗誦他的戲劇作品，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寫出了他那激動人心的短篇小說《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 Latzko）以他的《戰爭中的人們》引起轟動，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 Werfel）來到這裡朗誦作品。我下榻的施韋德飯店（Hotel Schwerdt）歷史悠久，當年卡薩諾瓦和歌德也曾經下榻在此處，這裡能夠遇到來自各個國家的人。我看到過一些俄國人，他們後來現身在革命當中，他們的真實名字我從來不會知道；還有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強硬的社會主義者，還有德國的戰爭黨。

　　在瑞士方面，站在我們這邊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甫萊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 Ragaz）以及作家羅伯特·費齊（Robert Faesi）。我在法語書店裡約見了我的法語譯者保羅·莫裡斯（Paul Morisse），在音樂廳裡得遇指揮家奧斯卡·弗裡德（Oscar Fried）：一切來來往往，你可以在那裡聽到所有的觀點，有最荒謬的，也有最理性的；有惱怒，也有興奮。雜誌得以成立，辯論得以進行，不同觀點在碰撞，或者對立在升級；各種群體在形成，或者在解散。我從來還沒有像在蘇黎世的那些日子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夜裡），見識到這麼豐富多彩而充滿激情的人和觀點的組合，這種集中而且熱烈的形式。人們在貝萊菲咖啡館（Cafe Bellevue）或者奧德翁咖啡館（Cafe Odeo）一直待到打烊為止，還經常再到另外一個人的寓所裡繼續討論。

　　在這個著了魔的世界裡，沒有人再去注意風光、湖光和山色，以及這恬靜的和平；人們生活在報紙中、在新聞和謠言裡、在觀點中、在爭論中。非常特別的是：在這裡，人們在思想上對戰爭的經歷更為集中，甚至超過戰爭正在進行的本國土地上，因為在這裡人們可以將問題客觀化，可以完全不考慮勝利或者失敗帶來的國家利益。人們不再從某一個政治錨點出發來看問題，而是從歐洲的角度出發，將戰爭看成一種殘酷的、暴力性質的事件，它所改變的不光是地圖上的幾條邊境線，而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形式和未來。

　　好像我已經預感到自己將來的命運一樣，我最為之動容的是這些人當中沒有家鄉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光有一個，而是有兩個或者三個祖國的人，他們在內心中不知道應該屬哪一個。在奧德翁咖啡館的一個角落，一位蓄著褐色小鬍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時候獨自坐在那裡，銳利的黑色眼睛前架著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鏡。有人告訴我說，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英國詩人。

　　當我在幾天以後與這位詹姆斯·喬伊斯相識以後，他直截了當地拒絕與英國有任何所屬關係。他是愛爾蘭人。他雖然用英語寫作，但是他不用英語思考，也不想有英語式的思考。他當時對我說：「我想要一種語言，一種超越一切語言之上的語言，所有的語言都對它俯首帖耳。我沒法用英語表達自己而不讓自己因此進入一種傳統當中。」我當時還不是特別清楚他的話，因為我不知道他已經在寫作《尤利西斯》。他當時只是將他的那本《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借給我閱讀，那是他所存有的唯一一本，還有他的短劇《流亡》。為了幫助他，我當時甚至還想翻譯這個劇本。

　　我越瞭解他，他那了不得的語言知識就越讓我不勝驚訝。他那圓圓的、高高凸起的前額，在電燈下如陶瓷般反光，在額頭後面的大腦裡好像所有恰當表達其所具有的詞匯都在跳舞，而且它們以最光彩奪人的方式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有一次他問我，《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裡的一個複雜句子該如何用德語來表達出來。我們一起嘗試著用意大利語和法語找到合適的句子構成。每個單詞他都有四五個備選的詞匯，甚至是方言詞匯，他對這些詞匯的色彩和分量的細微差別都了如指掌。他身上很少會不帶有某種苦澀的氣息，但是我相信這正是這種躁動，這種力量讓他內心裡變得激蕩而多產。

　　對都柏林、對英國和對特定人的恨在他身上變成了動力能量的形式，的確只是在詩歌作品中才得到了釋放。他好像喜歡自己的不苟言笑。我從來沒見過他笑，或者看見他高興過。他總顯得是一團糾結在一起，讓人看不透的力量。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他時，他總是雙唇緊閉，總是步伐匆匆，好像他在朝某個特定的目標而去，這時我就會比在我們的談話中更強烈地感覺到他的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內心的離群索居。我後來一點兒也不感到吃驚，正好是他寫出了最孤獨、最沒有羈絆同時又如彗星一般墜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

　　另外一位棲居於兩個國家之間生活的人，是費魯喬·布索尼（Feruccio Busoni）。他的出生地和受教育之地都在意大利，但是他選擇在德國生活。從我的青少年時代開始，他就是眾多藝術名人當中我最喜歡的人。當他坐在鋼琴前聚精會神時，眼睛裡有一種特別美的，如在夢境中的光彩。他的雙手在下面輕鬆地彈奏音樂，絕對的完美；在上面他在傾聽，他那漂亮的、裝滿思想的頭略微後仰，在靜聽著自己演奏的音樂，完全沉浸在其中，好像他已經進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曾經多少次在音樂廳裡如醉如癡般地看他那張神采煥發的臉，讓他的琴音輕柔地升起，帶著銀色的清亮而進入我的血液之中。現在，我在這裡又見到他，他的頭髮已經灰白，眼睛裡籠罩著哀傷的暗影。「我應該屬哪一方？」有一次他這樣問我。「當我夜裡從夢中醒來，我知道在夢裡我說意大利語。我要寫東西時，我在用德語詞匯思考。」他的學生遍及各國——「也許一個正在對另外一個開槍」——他不敢去碰自己的真正作品，歌劇《浮士德博士》，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心思恍惚。他寫了一個小型的輕音樂獨幕劇，為的是讓自己獲得解放，但是在戰爭期間，烏雲不會從他的頭裡散去。很少能聽到他那明朗洪亮的悅耳笑聲，他從前那種令我如此喜愛的笑聲。有一次深夜我在火車站餐館的大廳裡碰到他，這時他已經獨自喝了兩瓶葡萄酒。我從那裡走過時，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他指著酒瓶說，「不是酗酒！但是，有時候必須麻醉一下，不然受不了。音樂也不總能有效，創作的靈感只能在好光景時才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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