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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收集宣傳海報這一本職任務對我來說不是太難。每到一座加利西亞的城市——塔爾努夫、德羅戈貝奇、倫貝格——火車站總有那麼幾個被稱為「掮客」的猶太人,這個職業就是幫人們弄到想要的東西。我只需跟一個這樣的萬能人物說,我想要俄國佔領軍的宣傳告示。這位掮客便像鼬鼠一樣敏捷行動,以神秘的方式將這一任務分派給不同的「下線」。三個小時以後,我自己一步未出,已經把材料搜集齊備。正因為有這種出色的搜集渠道,我有很多時間去多走多看,我也的確看到了很多。首當其衝的,是那些平民可怕的悲慘處境,在他們的眼睛上還能看到他們遭遇的殘忍,如同影子一樣。我也看到了猶太人聚居區人們的悲慘生活,這是我從來不曾知道的:他們八個人或者十個人一起住在一間平房或者地下室裡。我第一次看到「敵人」。

  在塔爾努夫,我遇到了押解首批俄國戰俘的情形。他們坐在一塊圍起來的四方形空地上,抽著煙,說著話,被二三十位年紀較大,大多數鬍子拉碴的蒂羅爾省(奧地利南部阿爾卑斯山地區的一個省份)的「護衛軍」(Landsturm)看守著,這些人也和戰俘差不多一樣破衣爛衫、不修邊幅,跟我們在家裡畫報上所見的那些體面講究、頭光臉淨、身著嶄新制服的士兵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過,這種看守戰俘一點兒也沒有那些你死我活式的、苛酷的特徵。戰俘們根本沒有人們平常所設想的那種逃跑企圖,而奧地利的護衛軍士兵也沒有要嚴格看管的願望。他們和戰俘們像戰友一樣坐在一起,恰好是語言的不通,讓雙方覺得特別好玩兒。他們互相遞煙,向對方微笑。一位蒂羅爾的士兵正從又舊又髒的皮夾子中拿出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給「敵人們」看,「敵人們」一個一個地欣賞照片,用手指打著手勢來問孩子是三歲還是四歲。

  ①在奧地利軍事組織中,各省的「護衛軍」行使保衛職責,成員包括所有符合服兵役條件的男人。在1915年意大利對奧地利宣戰之後,包括蒂羅爾等一些省份的「護衛軍」也被調往前線。

  我不由自主地有這樣的感覺:這些底層的、簡單的人對於戰爭的感覺比我們那些大學教授和作家要正確得多:那是一種降臨到他們頭上的不幸,他們對此束手無策;那些也被捲入這一厄運當中的人,都像是同病相憐的兄弟一樣。這一認識給我以安慰,伴隨著我的整個行程,穿過那些遭受過炮擊的城市和被搶劫一空的店鋪:家具像殘碎的肢體和被掏出來的內臟一樣躺在街道的中央。那些位於戰場之間、莊稼長勢良好的田野又讓我希望,在幾年以內這些破壞都將會消失。我自然也沒有估算到,正如戰爭的痕跡在地球上快速消失一樣,對戰爭之殘酷的回憶也同樣迅速地從人們的記憶中銷聲匿跡。

  戰爭的真正殘忍我在最初的幾天還沒有遇到:它的面目超出了我做出的最壞的設想。由於常規的客車基本上已經沒有了,有一次我乘坐了敞篷炮車,另外一次則乘坐了平時運送動物的列車。在這樣的車廂裡,極度疲乏的人橫七豎八地睡在濃烈的惡臭中,正在被送往屠場,哪怕他們跟已經被宰殺的動物非常相似。但是,最可怕的還是運送傷兵的列車,我曾經不得不乘坐過兩三次。這與我們在戰爭之初在畫報上看到的那些公爵夫人和維也納社交界名媛淑女當護士的軍醫救護車有多麼不同!

  那些是明亮雪白、擦洗得乾乾淨淨的車廂,而我在這裡看到的卻是普通的貨車車廂,沒有真正的窗戶,只有一個窄窄的通風口,裡面是靠滿是煙垢的油燈來照明的。最為簡陋的擔架一個挨一個並排立著,每個上面都躺著呻吟著,汗水淋淋,像死人一樣慘白的人,他們在充滿排泄物和碘酒的污濁氣味中,拼命地吸著氣。衛生員與其說是走路,不如說是在搖晃,他們已經筋疲力盡。在哪裡都見不到照片上那些雪白耀眼的床上用品。傷員們蓋著已經浸透了血的毯子,躺在麥草上或者硬硬的擔架上;在這樣的車廂裡,兩三個死者躺在這群正在死去或者正在呻吟的人當中。

  我跟一位醫生談話,他坦承自己不過是匈牙利一個小村子裡的牙科醫生,已經很多年沒有做過手術了。他感到絕望。他告訴我說,他已經提前給七個車站拍了電報,要嗎啡。但是,全都用光了,他沒有藥棉,也沒有乾淨的繃帶,而離到達布達佩斯的醫院還有二十個小時的車程。他請求我幫助他,因為他手下的人已經疲倦得支撐不下去。我盡力去做,笨手笨腳的我至少可以讓自己派上用場,在每個車站下車去拎上來幾桶水。水質非常糟糕,而且很髒,那原本只是給機車加水用的,現在卻成了甘泉:至少可以讓人稍微擦洗一下,將滴在地上的血跡抹掉。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困難:不同民族的士兵都被扔進這個向前滾動的棺材當中,語言不通又給這些士兵帶來人際溝通上的困難。醫生和護理員都不懂羅塞尼亞語和克羅地亞語。唯一一位能幫上點兒忙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神父。他也倒出來自己的抱怨,說他沒法行使自己的神聖職責,因為他沒有油來做臨終塗油儀式,正如醫生沒有嗎啡來給傷員止痛一樣。他一輩子經手「送走」的人都不如最近這一個月裡那麼多。我在他那裡聽到的一句話,是我再也不能忘記的,那是用堅硬的、憤怒的聲音說出來的:「我已經六十七歲了,看到過很多東西。可是,我還一直以為這種人類罪行是無法想像的。」

  ①從語言學的角度上,羅塞尼亞語屬￿斯拉夫語族東斯拉夫語支下面的一種語言。奧匈帝國裡通行的做法是,將皇室在東斯拉夫地區的臣民,尤其是烏克蘭人,稱為「羅塞尼亞人」,他們的語言稱為「羅塞尼亞語」。

  我返程時乘坐的那趟傷員列車于清晨到達布達佩斯。我馬上去了賓館,為的是好好睡上一覺。在那趟車上,唯一的座位是我的箱子。我累壞了,一直睡到十一點,然後趕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飯。剛走出幾步,我就一直有必須揉眼睛的感覺,證實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做夢。那也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早上還是春天,到正午時已經如夏天一般,布達佩斯從來沒有過那麼美麗、那麼無憂無慮。女人身著白色的連衣裙與軍官挽臂而行,我突然覺得這些軍官與我昨天、前天剛剛見到的軍官肯定不屬￿同一個軍隊。我的衣服上、口中、鼻子裡還帶著傷員運輸車上的碘酒味,看著軍官們去買紫羅蘭,在女士前殷勤奉上;看著無可挑剔的汽車載著修飾和穿著無可挑剔的先生們在大街上駛過。所有這些,離前線只有八九個小時火車快車的路程!但是,誰有權利去指責他們?他們在生活,在努力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興,這難道不是最理所當然的嗎?也許正是出於感覺到一切都受到威脅,他們才享受一切尚且能夠享受的東西:幾件好衣服,最後的幾個美好時刻!

  正是因為人們看到,人是一種多麼脆弱、多麼易於遭到毀滅的生物,一枚小小的鉛丸便能在千分之一秒以內奪走一個生命,帶走這生命的全部回憶、認知和狂喜,人們才能理解,在這樣明媚的上午會有幾千人來到這波光粼粼的河畔,享受陽光,讓自己以更強的力量感覺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生命。對於那一開始讓我感到震撼不適的景象,我幾乎要感到釋然了。不巧的是,那位殷勤的餐廳侍者給我送來一份維也納的報紙。

  我翻開報紙讀起來,這才讓我感到真正的憤怒,讓我感到噁心。上面全是一些關於「不屈的勝利意志」這種說法,我們自己的軍隊損失很少,敵軍損失很大。這戰爭的謊言,赤裸裸地、聲勢浩大地、恬不知恥地在我的面前跳來跳去!不,那些散步者、休閒者、無憂者沒有過錯,唯獨那些用語言來煽動戰爭的人才有罪。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反擊的話,我們也一樣有罪。

  這才給了我真正的推動力:必須反抗戰爭!我已經有了素材,只是還缺少最後這一能讓我的直覺得到確認的形象性畫面,就可以開始了。我認出了自己要與之搏鬥的對手:那種虛偽的英雄主義,它寧可先把別人送入痛苦和死亡當中;那種毫無良心的預言家所持有的廉價樂觀主義,這些人來自政界和軍界,他們侈談輝煌的勝利,延長戰場上的廝殺;還有他們身後被租借來的唱詩班,所有這些「戰爭的鼓吹手」——韋爾弗爾曾經用這樣的詞匯在他優美的詩歌中斥責這些人。誰表示出疑慮,便妨礙了他們的愛國生意;誰發出警告,就被嘲笑為悲觀主義者;誰要消滅戰爭,他們就把誰標記為叛徒,而他們自己在戰爭中卻會毫髮無傷。貫穿所有的時代,同樣的無稽之談總是一再出現:謹慎者被看作膽怯,有人性者被當成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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