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7)_茨威格

五七

　　在回憶這些事情時，最讓我感到遺憾的莫過於現在無法看到羅曼·羅蘭在那些年寫給我的信件。一想到它們可能在這場新的浩劫當中被毀掉或者丟失，我就感覺到一種責任的重負。我那麼熱愛他的作品，也認為以後這些信件有可能成為從他那偉大的心靈和充滿激情的理性中表達出來的最優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這些信件是他寫給國境線對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義上的「敵人」的，出自靈魂遭受同樣痛苦所帶來的無比震撼，出自無能為力的悲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在那個保持理性已經需要巨大的力量，僅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經需要超乎尋常的勇氣的時代，也許它們是最能打動肺腑的道德文獻。

　　過了不久，從我們的友誼書信往來中就產生出一個積極的建議：羅曼·羅蘭建議，應該邀請各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來瑞士召開一個共同的會議，以便他們能形成一種統一的、更為得體的態度，甚至也許能在達成相互理解的意義上向全世界發出一份團結合作的呼籲。他從瑞士對法國和其他外國思想界人物發出邀請，而我則從奧地利與德語界那些本人沒有公開參與仇恨宣傳的詩人、作家和學者取得聯繫。我馬上就著手去做。當時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詩人便是蓋爾哈特·豪普特曼。我沒有直截了當地去問他，以避免他在做出接受或者拒絕的決定時為難。我給我們的共同朋友瓦爾特·拉特瑙寫信，請他私下詢問一下豪普特曼的意見。拉特瑙拒絕說，現在還沒有到讓思想界保持和平的時候，豪普特曼是否知道此事，我無從得知。

　　這樣一來，我的嘗試就算是以失敗而告終了，因為當時托馬斯·曼站在另外一個陣營裡，並且不久前在一篇關於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接受了德國權益的立場；裡爾克呢，我知道他是站在我們這邊的，但是他原則上不參與任何公開的和聯合性質的活動；戴默爾這位曾經的社會主義者，在信件落款上帶著幼稚的愛國主義自豪簽名為「戴默爾少尉」；與霍夫曼斯塔爾和雅各布·瓦塞爾曼的私下交談讓我明白，不能指望他們會加入其中。在德語作家這邊，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而羅曼·羅蘭在法國遇到的情況也比我這裡好不了多少。1914年、1915年，當時還為時太早，對於後方的人來說，戰爭還是太遙遠的事情。我們孤立無援。

　　孤立，但也並非完全孤立。通過信件往來我們已經有所收穫：無論在中立國還是在參戰國，已經有那麼十幾個人和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們互相關注到對方的著作、文章、小冊子，可以從中看到某一結晶點。新的因素在這結晶點上聚集，剛開始帶著猶豫，隨著時間的推移，沉重的壓力讓這種趨勢增強。這種並非完全站在荒無人煙之地的感覺給我以勇氣，促使我更經常寫些文章，通過回應和反響找到那些與我們有同樣感覺的單槍匹馬之士，或者那些尚且隱而未露之人。不管怎麼說，我還可以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報紙上發表文章，從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圈，也不用害怕當局部門常規性的阻撓，因為我從來不去涉及當下的政治問題。

　　在自由主義的思想餘韻之下，當時人們對文學人士還敬重有加。當我再讀當時我悄悄地在廣大讀者當中傳播的那些文章，不能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官員的心胸大度表示敬意。在世界大戰進行得熱火朝天之時，我居然還能熱烈地讚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這位將戰爭指責為罪中之罪的人，還可以在一家奧地利的報紙上詳細介紹巴比塞的小說《火線下》。我們想在戰爭期間將一些不合時宜的觀點傳播到更大的範圍內，當然我們也得找到一定的技巧。要想在奧地利展現戰爭的殘酷、後方的冷漠，在介紹小說《火線下》的文章裡自然就有必要突出「法國」步兵所遭受的痛苦。但是，上百封來自奧地利前線的來信讓我看到，我們自己的那些士兵也從中看到了自身的命運；或者，為了表達出我們的信念，我們就採取了互相攻擊的手段，比如，我的一位法國朋友在《法蘭西信使報》批駁我的那篇《致外國的朋友們》，在裝模作樣的論辯中，他將我的全文一字不落地翻譯出來、發表出來，成功地把它在法國散佈開來，讓那裡的每個人都能讀到（這也是本來的目的）。

　　我們用這種方法互相打著信號燈，這些無非是一些回憶的標記。我們的目標讀者那麼默契地領會了我們的意圖，從後來的一樁逸事中我看到了這一點。當意大利於1915年5月對它從前的盟友奧地利宣戰時，我們這裡掀起了一股仇恨的浪潮，一切跟意大利有關的事物都遭到咒駡。碰巧，一位「復興時代」的年輕意大利人卡爾·波埃裡奧（Carl Poerio）描寫他與歌德見面的回憶錄出版了，我就在這仇恨的嘶喊聲中寫了一篇題為《一位意大利人訪問歌德》來表示，意大利原本和我們的文化是有著密切關聯的。由於這本書的前言是出自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之手，我便趁機用幾句話表達了對他的最高崇敬。

　　在一個不許承認敵國的作家或者學者的時代，在奧地利發表對一位意大利人的欽敬之詞，自然是在表達一種明確的抗議，國境線對面的那些人也領會了這一內涵。當時擔任部長的克羅齊^①後來給我講述說，當時部裡一位不懂德語的職員驚惶失措地告訴他說，在戰爭敵對國的一份大報上有針對他的內容（因為他無法想像有指名道姓卻不是當作敵人這種可能）。克羅齊讓人給他拿來了《新自由報》，他先是吃驚，然後就感到非常愉快，他沒有從中看出有任何敵意。

　　①貝內德托·克羅齊在1920/1921年才擔任（教育部）部長。——德文版注釋。

　　我現在根本無意於去高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嘗試。它們當然對事件的發生沒有產生哪怕最微小的影響。但是，這些努力對我們自身還有一些素不相識的讀者有所幫助。它們緩解了可怕的孤立和靈魂上的絕望：這便是20世紀真正有人之感覺的人在當時的處境。今天，在二十五年之後，同樣的情形再度出現：面對超強勢力，真正帶著人之感覺的人如此無力，恐怕現在比以前更為糟糕。我當時已經完全知道，這種小小的抗議和小把戲無法將我內心真正的負擔碾碎。慢慢地我有了要完成一部作品的計劃：我不光要對個別情形發聲，還要表達出我對時代和民族，對災難和戰爭的全部看法。

　　為了能夠以文學的手段全面地描寫戰爭，我還缺少最重要的東西：我還從來沒有親見過戰爭。我坐在這間辦公室裡快一年了。在看不見的遠方，「本質性的東西」即戰爭的現實和殘酷，正在時刻發生。我曾經有過若干機會去前線，幾家大型報紙曾經三次找我為他們做隨軍報道。但是，每一種描寫都會帶著一種義務，要從正面的、愛國主義意義上來入手。我曾經對自己發誓，絕不寫任何一個字來認可戰爭或者貶低其他民族。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堅守不渝。現在有了一個機會。

　　1915年的春天，奧地利——德國的強大攻勢在塔爾努夫（Tarnow）突破了俄國的防線，一舉奪下加利西亞和波蘭。戰爭檔案館要將俄國人在奧地利佔領區發佈的各種宣傳品和告示的原件搜集到自己的圖書館當中，要趕在這些材料被撕下或者被銷毀之前。館長碰巧知道我有收藏方面的技能，就問我是否願意去做這件事。我當然馬上就同意了。於是，我有了一張通行證，可以乘坐任何一輛軍車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不隸屬於任何特定部門，不直接聽命於某個機構或者某個上司。

　　於是，出現了一個最為特別的情況：我並非軍官，只是一位名義上的上士，穿沒有特殊標記的軍隊制服。每次我出示機密證件時，都會引起人們特別的尊敬，因為前線的軍人和文職官員以為我肯定是微服私訪的參謀部軍官或者有其他秘密使命在身。我也不住軍官室，只在旅館下榻，所以我還能得到一種便利，那便是可以置身于龐大的戰爭機器之外，可以在沒有「嚮導」的指點下看到我想看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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