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6)_茨威格

五六

　　§十　爭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退居鄉下也於事無補，整個氛圍讓人感到壓抑。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意識到，在對方進行粗野的咒駡之時，僅有消極的做法，不去參與其事，這還不夠。畢竟，一位作家擁有了詞語，他同時也就有了在這個言論審查時代於許可的範圍之內運用詞語來表達自身信念的責任。我嘗試著去做這些。我寫了一篇標題為《致外國的朋友們》的文章，直言不諱地說出與那些鼓吹仇恨者截然不同的觀點，對那些國外朋友發出呼籲：儘管我們目前沒有可能保持聯繫，但是要彼此保持忠誠，以便日後能夠在第一時間開始為重建歐洲文化而共同工作。我將這篇文章寄給一家讀者最多的德國報紙。

　　出乎意外的是，《柏林日報》不加刪改地將全文刊登出來。只有一個句子「管它誰會獲勝」成了報刊審查的犧牲品，因為當時不允許對德國將在世界大戰中勝出這一點有哪怕再小的懷疑。不過，即便沒有這個句子，這篇文章也給我招來若干來自超級愛國者們出離憤怒的信件，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刻還是要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敵人為伍。這不會讓我受到什麼傷害。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試圖說服別人接受我的信念。對我來說，把我的信念表達出來，能夠以看得見的方式將我的信念公之於眾，這就足夠了。

　　十四天以後，在我幾乎都已經將這篇文章完全忘記時，我發現一份貼著瑞士郵票、蓋著檢查章的信件，我從那熟悉的字跡上已經認出來這是羅曼·羅蘭的信。他肯定是讀到我的那篇文章了，因為他在信中寫道：「不，我永遠不斬斷和朋友的關係。」我立刻明白了，他這短短的幾行字只是為了試探一下，是否有可能在戰爭期間與一位奧地利朋友保持通信聯繫。我馬上給他回信。從那時開始，我們定期給對方寫信，這種通信持續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要血腥——將各國之間的聯繫徹底斬斷。

　　這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福時刻之一：這封信就如一只雪白的鴿子，它來自那裝滿吼叫著、踢踏著、憤怒發作的動物的諾亞方舟。我不再感到孤獨，終於又可以和有同樣思想的人連在一起。羅曼·羅蘭那超強的靈魂力量，讓我感到自己變得更有力量，因為現在我知道，在國境線的那邊，這位了不起的羅蘭在守護著人性。他找到了一位詩人在如此情形下個人可以踐行的唯一正確之路：不去參與摧毀和謀殺，而是以沃爾特·惠特曼為偉大榜樣參加人道救援工作——惠特曼曾經在南北戰爭時期擔任傷員護理的工作。

　　羅曼·羅蘭生活在瑞士，由於健康狀況時好時壞，他被豁免了一切戰地服務的義務，但是他馬上去了日內瓦紅十字會報到——在戰爭爆發之時，他住在日內瓦。他每天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裡，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後來在一篇題為《歐洲之心》的文章中對這一工作公開致謝。在謀殺性質的戰役開始後的幾個星期裡，各國之間的一切聯繫都中斷了。在所有國家裡，人們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兄弟、父親到底是陣亡了、失蹤了，還是被俘了，他們也不知道應該去問誰，因為不能指望「敵人」會給出任何消息。

　　在如此恐怖和殘忍之時，紅十字會承擔起一項了不起的任務，至少讓人們免於最痛苦的折磨：對自己心愛之人所遭受的命運沒有確切的消息，那是如刑訊一般的折磨。紅十字會將敵國戰俘的信件帶到他們的家鄉。當然，這個組織才籌建了幾十年，還不足以應對這麼大規模的郵件轉發，以及數以百萬計的信件量。每天、每個小時都得增加前來幫助工作的志願人員，因為對於那些在煎熬中等待消息的親屬來說，每一小時都長於百年。到1914年12月底時，每天到達那裡的信件超過三萬封，最後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擠在日內瓦的「拉特美術館」裡來處理和答覆每天洶湧而來的信件。在這群人當中，也有一位最具人道精神的詩人，他和志願者們一起從事這項工作，而不是自私地去做自己的事情：這位詩人便是羅曼·羅蘭。

　　但是，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另外一種責任，那種應該大聲說出自身信念的藝術家責任，哪怕這得面對來自自己國家的抵抗，甚至遇到來自整個戰爭地區的抵制。早在1914年的秋天，當大多數作家還在聲嘶力竭地叫囂仇恨、互相攻擊和辱駡時，他卻寫出了那篇膾炙人口的自白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他要消除不同國家在精神上的憎恨，要求藝術家即便在戰爭狀態下也要主持正義和人道。在當時，沒有哪篇文章像這篇一樣引發這麼多不同的觀點，讓整個文學界分成兩個部分：要麼贊同，要麼反對。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有所區別：詞語在當時還有力量。當時，輿論還沒有被組織化的謊言，即所謂的「宣傳」送往死亡之地，人們還聽信那些寫出來的詞語，也在期待著這些詞語的出現。在1939年，沒有任何一個詩人的集會，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產生出哪怕最小的效果，直到今天也沒有哪怕一本書、一個小冊子、一篇文章、一首詩歌能夠觸動大眾的內心，甚至能對他們的思想有所影響；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的詩，如利騷的《憎恨英國之歌》或者那份愚蠢的《九十三位德國知識界人士的宣言》，以及與之站在對立面上的如羅曼·羅蘭八頁長的文章或者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長篇小說《火線下》都能成為大事件。

　　當時道義上的世界良心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衰竭、枯乾，對於任何公然的謊言，任何對國際法和人道的踐踏，它都以幾百年來聚集的信念力量竭盡全力做出反應。自從希特勒視謊言為理所當然、將反人道提升為法律以後，破壞法律的行為如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幾乎不會受到嚴肅的譴責，而這在當時卻激起全世界的憤怒。槍殺卡維爾（Edith Cavell）護士，使用魚雷擊沉「盧西塔尼亞」號客船等行為所引起的普遍性道德譴責，讓德國遭到的重創要甚於一次失敗的戰役。那位詩人、法國作家在那個時代發聲，並非完全於事無補，因為當時人們的耳朵和靈魂還沒有被收音機裡不間斷的胡說八道的浪潮所淹沒。

　　正好相反：一位大詩人發表的即興宣言要比政客們的正式講話影響大上一千倍。人們知道，後者的講話是戰略上和政治上審時度勢的結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實內容。那一代人還有著對詩人的無限信任，把他們看作是有著純潔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後來如此失望。正因為軍隊和官方機構知道詩人有這樣的威望，他們便將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聲望的人都網羅在自己的動員機構下面：他們應該去聲明、去見證、去證實、去發誓，一切非正義、一切邪惡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國家的一方。但是，在羅曼·羅蘭這裡，他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去強化這種充滿憤怒的、用一切煽動手段製造的過激氛圍，而是要去淨化它。

　　如果今天來讀這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也許人們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一個人如果還有著冷靜而清醒的頭腦就會發現，羅曼·羅蘭所倡導的無非是最理所當然的簡單道理。然而，他發出這些言辭的時代，正是一個大眾精神瘋狂的時代，這在今天幾乎難以描述當時的情形。這文章一發表出來，法國的超級愛國者們就好像無意中抓到一塊燒紅的鐵塊。

　　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老朋友們的抵制，書店裡不再敢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出來，正好需要以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已經在考慮採取某些措施來針對他。鼓吹這樣觀點的小冊子一本接著一本地出來：「在戰爭期間，愛國高於一切人道主義的價值。」像以往一樣，這種叫喊只能證明，羅曼·羅蘭的這一記重拳完全擊中了要害。思想界人士在戰爭中應該保持這樣的態度，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已經無法阻擋，每個人都無可回避地要面對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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