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5)_茨威格

五五

　　戰爭剛一結束，商人又開始打算做生意，政治家開始真誠地希望達成理解。人們盡一切努力，否認這首詩，人們不要與英國形成永久性的敵對關係。為了推卸自身的責任，人們將那位可憐的「憎恨者利騷」指斥為唯一的罪人，要他一個人對這瘋狂的歇斯底里憎恨大發作負責，而1914年的真實情況是，每個人都從頭到尾參與了。那些在1914年對他歡呼的人，1919年都有意不再理睬他了。報紙不再發表他的詩作，在夥伴們當中他一露面，就會出現難堪的沉默。這位被遺棄的人，後來被希特勒從他全心牽掛的國家德國趕出，在被人遺忘中死去。^①他是那首詩悲劇性的犧牲者：那首詩將他高高捧起，以便將他更重地摔下。

　　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利騷作為抒情詩人已經無法得到文學界的認可。他開始嘗試戲劇創作，尤其是關於歷史人物的戲劇，但是其成就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出於失望，他於1924年離開德國，移居維也納。1936年出版了帶有自傳性質的詩歌集《時代的轉折》。1937年12月利騷去世，尚在維也納於1938年落入希特勒之手之前。茨威格所謂的利騷「被希特勒從德國趕出」的這一說法，有些牽強。

　　他們當時都和利騷一樣。我並不否認，這些當時突然變成了愛國者的作家們、教授們當時的感覺是真誠的，他們也在真誠地做事。但是，過了非常短的時間，人們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對戰爭的讚美之詞和散播的仇恨帶來了何等可怕的惡果。在1914年，所有參戰國的民眾反正都已經處於極度亢奮的狀態。最惡毒的傳聞立刻被信以為真，最荒謬的無稽之談也有人相信。在德國，會有好幾十人向人們發誓說，就在戰爭爆發前幾天，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裝滿黃金的汽車從法國開向俄國。

　　在每次戰爭開始三天之後就會出現的那些關於挖眼、剁手的童話，現在也登在報紙上。唉，這些毫不知情的、傳播這些謊言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將一切想得出來的暴行都加在敵對國士兵身上這種加罪於人的手段，同樣也是戰爭消耗材料，正如子彈和飛機一樣，在每場戰爭裡，這些材料也是從第一天開始就從倉庫裡取出來的。戰爭無法與理性和公正的感覺協作。戰爭需要提升過的感覺，為達到目的它需要過度的興奮，為針對敵對者它需要仇恨。

　　不過，出於人的本性，強烈的感覺不能無限延長，無論是在個人身上還是在一個民族身上。軍事組織對此也了如指掌。它需要人為的煽風點火，需要不斷地給群情激奮以「興奮劑」，這種快馬加鞭的刺激工作應該由詩人、作家、記者這些知識分子來做，或者心安理得，或者良心不安，或者滿腔真誠，或者出於專業的例行公事。他們已經敲響了仇恨之鼓，如此賣力，直到每一個尚未被說服的人耳朵轟鳴，心臟打戰。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法國、意大利、俄國、比利時，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聽話地為「戰爭宣傳」效力，從而去助長而不是去消滅大眾狂熱和大眾仇恨。

　　後果是嚴重的。在當時，由於宣傳在和平時期還沒有被利用得聲名狼藉，人們對印刷出來的內容還是信以為真，儘管他們已經有成千上萬次的失望。於是，最初幾天那種純粹的、美好的、帶有犧牲勇氣的興奮演變成最惡劣、最愚蠢感覺的擴散。在維也納和柏林，在環城大道上和腓特烈大街上去消滅法國和英國，要比在戰場上方便多了。商店裡的法語和英語招牌必須消失，甚至有一個修道院「天使貞女」（Zu den Englischen Fräulein）的名字也必須改，因為那些憤怒的民眾根本不知道，這裡的englisch的含義是「天使」（die Engle），而不是盎格魯——撒克遜。

　　那些裝腔作勢的商人在信封上貼上或者蓋上「上帝懲罰英國」的口號，社交界的婦女們發誓（寫信給報紙）她們一輩子再也不會講一句法語。在德國的舞臺上，莎士比亞被禁演；莫紮特和瓦格納被從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中驅逐出來；德國的教授們聲稱，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國的教授們則聲稱，貝多芬是比利時人。人們不假思索地將精神財富從敵國運來，就如同糧食和礦砂一樣。每天在前線上都有上千的和平公民互相殘殺，但是這好像還不夠似的。

　　在戰場的後方，他們還互相謾駡和中傷敵國中已經故去的、一言不發地躺在墓地裡幾百年的偉人們。這種精神錯亂變得越來越荒唐。灶邊的廚娘，哪怕她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城市，哪怕自從學校畢業後再沒打開過地圖，現在都相信，如果沒有「桑沙可」（波斯尼亞什麼地方的一個小邊境區），奧地利就無法生存下去；街頭的馬車夫們在爭論，應該向法國要多少戰爭賠款，是500億還是1000億，而他們根本不知道10億是個什麼樣的概念。

　　沒有哪一座城市、哪一個社會階層不陷入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仇恨歇斯底里當中。牧師從祭壇上佈道這樣的內容，社會民主黨在一個月前還譴責軍國主義為最大的犯罪，現在卻比誰都鼓噪得響亮，為的是不要成為那種用威廉皇帝的話說「沒有祖國的傢伙」。那是一代對戰爭毫不知情的人所進行的戰爭，正是民眾還有尚未被消耗殆盡的對自身單方面正義性的相信，這成了最大的危險。

　　在1914年戰爭之初的幾個星期裡，想與某個人進行一次理智的談話，漸漸變得不可能了。那些最和平、脾氣最好的人也變得殺氣騰騰，好像醉酒了一般。那些我一直以為是堅定的個人主義者，甚至在精神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朋友們，一夜之間都成了狂熱的愛國主義者，而且從愛國主義者變成了貪得無厭的兼併主義者。每次談話都以一些愚蠢的陳詞濫調如「不會去恨的人，也就不會真正地去愛」或者某些無端懷疑而結束。多年來我都未同他們有過爭吵的同伴們，很粗魯地指責我說，我已經不再是一位奧地利人，我應該到法國或者比利時那邊去。對，他們還審慎地暗示我，按說類似「戰爭是罪行」這樣的觀點是應該向當局報告的，因為「無望主義者」——這個漂亮的詞匯是剛剛在法國發明出來的——是針對祖國的最嚴重的罪行。

　　於是，我只剩下一條出路：在別人發燒、狂躁之時，回到自己的內心並保持沉默。這並不容易。即便是在流亡當中——我對此已經有足夠的瞭解——的生活，也不如孤單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國裡那麼糟糕。在維也納，我的老朋友們都和我疏遠了，那也不是找新朋友的時候。只有同萊納·馬利亞·裡爾克，有時候還有內心溝通的談話。將他調到這個偏僻的戰爭檔案館的嘗試辦成了：由於他那過分敏感的神經，肮髒、氣味、噪音都會引起他在身體上的噁心感覺，他肯定是一個最不適合當士兵的人。每次我想起他穿著軍服的樣子，就不由自主地發笑。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門。一名士兵畏畏縮縮地站在那裡。

　　再看一眼，我嚇壞了：萊納·馬利亞·裡爾克穿著軍服！他看起來笨拙的樣子令人心動，衣領緊緊的，因為一個念頭被攪擾得心神不寧：對每個軍官他都得將靴子的後跟併攏表示致敬。他有一種著魔般的強迫症，對規定中任何毫無意義的程式都要模範地執行，所以始終處於一種張皇失措的狀態。他輕聲地對我說：「我從上軍校時就開始憎恨軍服。我還以為自己永遠逃脫了它。現在又穿上了，快四十的時候！」幸運的是，有願意幫忙的人伸手來保護他，不久以後因為一項醫學檢查的結果，他被解除了兵役。他又來我這裡一次，是來告別的，這次已經是平民的打扮。他走進我的房間，我甚至想說是如風一樣飄進來的（他走路時動作之輕，總是難以形容的）。他說，他還要向我表示感謝，因為我曾經通過羅曼·羅蘭設法把他在巴黎被沒收的圖書給救出來了。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已經顯得不再年輕，好像想到那些殘忍場景讓他感到筋疲力盡。「去國外，」他說，「要是能去國外就好了！戰爭總是監獄。」然後，他就走了。現在，我又完全孤獨了。

　　幾個星期以後，我決定移居到郊區鄉下的一個地方，避開這種危險的大規模群體心理變態，為的是在戰爭期間開始我個人的戰爭：與現時大眾激情對理性的背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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