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4)_茨威格

五四

　　在內心裡，我從一開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找到一個正確的立場並不容易。儘管我才三十二歲，不過暫時還沒有服兵役的責任，因為我在所有的服役檢查中都被認為不合格，當時我已經為此感到真心高興。首先，這種被拒絕讓我節省了一年愚蠢的服兵役時間；再說，在20世紀還去學如何使用殺人武器，我認為那是與時代相背離的事情。帶著我這般信念的人，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一場戰爭中宣佈自己為「拒服兵役者」。

　　這在奧地利（與在英國不同）會面臨著最嚴重的懲罰，這的確要求一個人在靈魂上有受難者的堅定。可是，在我的天性中缺少這種英雄因素，我一點兒也不羞於公開承認這個缺陷。我的本性態度總是去回避一切危險情境，而且我為自己的猶豫不決而受到責備也不光是在這次——這次我受到指責也許是對的。在另外一個世紀裡，當時的人們對一位我高度敬仰的大師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也經常做這樣的指責。不過，在這樣的一個時刻裡，作為一個還相對年輕的人一直等下去，等到自己被人從昏暗角落中挖出來扔到一個本不屬自己的位置上，那也是無法忍受的。於是，我一直在尋找某種不具有煽動性的事去做。

　　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在戰爭檔案館任職的高級軍官，能讓我受雇於那個機構。我的工作跟圖書館有關係，我的外語能力對工作有用，或者給某些要向公眾發佈的消息做些語言上的修改。當然，我也願意承認這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工作，但是，這似乎是很適合我個人特點的工作，遠勝於去拿刺刀紮進俄國農民的肚腸。不過，對我來說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我在這個不很緊張的工作之後，還有時間從事另外一個工作。對我來說那是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工作：致力於未來的相互理解。

　　比對官方保持一種合適態度更難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種合適的態度。我們作家大多沒怎麼受過歐洲的教育，完全在德意志視野中生活，他們認為自己能做的最佳之舉，便是去加強民眾的興奮，用詩歌形式的呼籲或者學術性理念去給所謂的戰爭之美奠定基礎。幾乎所有的德國作家，尤其是豪普特曼和戴默爾認為自己有責任，如同古代日耳曼的說唱詩人一樣，用詩歌和魯內文符號來激發那些衝鋒陷陣的鬥士對死亡的興奮之情。令人震驚的是，在鋪天蓋地的詩歌中到處用「戰爭」（Krieg）與「勝利」（Sieg）、「困境」（Not）與「死亡」（Tod）來構成韻腳。

　　作家們隆重地發誓，再也不願意跟一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有同一個文化共同體。更糟糕的是，他們竟然在一夜之內就否認英國文化或者法國文化曾經存在過。面對德意志的本質，德意志的藝術和德意志的生活方式，英法都變得微不足道或者毫無價值。學者們的鼓動更為登峰造極。突然之間，好像哲學家們除了將戰爭解釋為一場「百煉成鋼」，能有效地讓民眾的力量免於變得僵硬以外，就沒有其他智慧可談了。和學者站在一起的還有醫生，他們把假肢吹噓得天花亂墜，讓人恨不得都有興趣把自己的一條腿截下來，以便用這種人造的支架來代替自己健康的腿。各教派的牧師也不甘落後，一起加入這場大合唱當中。有時候，你會感覺到是在聽一群走火入魔的人群魔亂舞。同樣是這夥人，在一個星期、一個月以前，還讓你敬仰他們身上的理性、建設性的力量、人性的態度。

　　但是，這種瘋狂中最令人震撼的是，這些人絕大多數是真誠的。大多數人，由於歲數太大或者身體條件不符合要求，無法參加軍隊的活動，誠懇地認為自己有責任做一些輔助性「工作」。他們以前所創作的東西，讓他們愧對這一語言，因而也愧對「人民」。所以，他們現在要通過語言來為「人民」效力，讓他們能聽到想聽到的內容：在這場戰鬥中，正義只在他們這邊，非正義完全在敵人那一邊；德國會取得勝利，敵人會慘敗。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這是在背叛詩人的真正使命：詩人是人類普遍人性的守護者、保衛者。當最初的興奮煙消火滅之後，他們有些人肯定能在舌尖上感覺到自己言辭裡那噁心的苦味。但是，在最初的幾個月裡，人們聽到最多的是評價哪個人鼓噪得最狂野，他們就這樣在瘋狂大合唱中唱著、喊著。

　　在這種真誠而荒唐的狂熱中，我覺得最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事例，無過於恩斯特·利騷（Ernst Lissauer，1882—1937）。我跟他很熟悉。他創作一些短小精練、有棱有角的詩歌，是我能想起來的性情最愉快的人。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他第一次來我這裡時，我不得不緊閉雙唇，才能藏住笑。在讀了他那些洗練的德語詩歌，那些特別追求簡潔的詩歌以後，我不由得將這位年輕的抒情詩人想像成一個身材細長、瘦骨嶙峋的形象。可是，走進我房間的是一個搖搖晃晃、身材像桶一樣粗的人，雙下頜上是一張愉快的臉，一位胖乎乎的矮個子，因為興奮和自我感覺良好而滔滔不絕，說話磕磕絆絆，完全沉湎在詩歌當中，沒有什麼力量能讓他停住，他總是一次一次地重複引用自己的詩歌。儘管有這一切的可笑之處，人們還是不由得喜歡他，因為他熱心，對同伴講義氣、誠實，對藝術有一種幾乎魔鬼般的獻身熱情。

　　他出身德國一個殷實的家庭，在柏林著名的腓特烈——威廉人文中學受過教育，他也許是我所認識的最普魯士式的猶太人，或者說是被普魯士同化程度最強的猶太人。除了德語以外，他不會講任何一種活語言，也從來沒有去過德國以外的任何地方。德國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對他來說，什麼東西越是德國的，便越能讓他興奮。約克^①、馬丁·路德、施泰因^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意志自由戰爭是他最喜歡的題目，巴赫是他的音樂上帝。儘管他的手指又短又粗，像海綿一樣，卻能將巴赫的曲子彈得出神入化。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德國的抒情詩，沒有人比他更熱愛、更迷戀德語。像許多猶太人一樣，他的家庭是後來才進入德國文化的，但是，他比任何一個最虔誠的德國人更相信德國。

　　①約克（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普魯士陸軍大元帥。在1813年抵抗拿破崙的自由戰爭中，他指揮的部隊在易北河畔的瓦騰堡取得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勝利。1814年，普魯士國王給他頒發了大十字勳章，並授予馮·瓦騰堡伯爵的貴族稱號。

　　①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普魯士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戰爭一爆發，他是第一個急急趕往兵營，報名去當志願兵的。我能想到，當這個胖子氣喘吁吁地爬上樓梯時，那些上士和列兵會發笑的。他們立刻把他打發走了。利騷感到沮喪。正如許多其他人一樣，他至少要用詩歌為德國效力。對他來說，德國報紙和德國陸軍報告中的一切都是最可靠的真實。他相信自己的國家遭到了突然襲擊，最壞的罪犯就是那個狡詐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Lord Grey），就如同柏林的「威廉大街」^①刻意展示的那樣。他在詩歌《憎恨英國之歌》中找到了表達「英國是反對德國、引發戰爭的罪魁禍首」這種感覺的方式，這首詩——我手頭沒有它的文本——以堅硬、簡潔，令人印象深刻的詩句把對英國的仇恨挑撥成永久的誓言：再也不會原諒英國人的「罪行」。很快，這首詩就以其災難性的方式表明，要想通過煽動仇恨來達到某種目的是多麼容易（這個肥胖的、昏了頭的矮個子猶太人還走在了希特勒的前面）。

　　①「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是柏林中心的一條街道，普魯士的許多政府機構坐落在那條大街上，在修辭上被用作「帝國政府」的同義詞，直到1945年。

　　這首詩就如同一枚炸彈落進了彈藥庫。還從來沒有一首詩，甚至《守衛萊茵河》，能如這首臭名昭著的《憎恨英國之歌》一樣如此廣泛地傳播開來。德國皇帝非常高興，授予利騷一枚紅色的雄鷹勳章。所有報紙都轉載這首詩：教師們在學校裡讀給孩子們聽；軍官們出現在前線，將這首詩朗讀給士兵們，直到每個士兵都能把這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這還不算完呢。這首小詩被配上音樂，擴展成合唱，在劇院上演。不久，全德國七千萬人口當中就再沒有一個人不能從頭到尾背誦這首《憎恨英國之歌》。再往後，全世界都知道這首詩，當然，人們的熱情要小得多。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紫，得到了一位詩人在這次戰爭中所能得到的一切。當然，這種烈焰般的榮譽，後來也如同涅索斯的襯衣^①在他身上燒起來。

　　①「涅索斯襯衣」，意為帶來滅頂之災的禮物。故事來源於古代希臘神話：半人半馬的涅索斯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殺死，他的血中還有死亡之毒。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出於嫉妒讓他穿上浸滿涅索斯血液的襯衣，他感到渾身劇痛，也無法脫掉襯衣，最後在大火中被活活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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