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3)_茨威格

五三

　　實話實說，我必須承認，在這種大眾最初的情緒爆發中也存在一些了不起的、令人神往甚至有誘惑力的東西，這是一些很不容易擺脫的東西。儘管我痛恨和厭惡戰爭，但還是不會在自己的生活中抹掉對那一天的回憶：成千上萬的人還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感覺到他們是屬一起的，這種感覺在和平時期他們原本能更好地感覺到的。一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在那一時刻他們感覺到自己正在共同經歷世界歷史，正在共同經歷一個再不會重現的時刻，每個人都感覺受到了召喚，將渺小的「我」融入沸騰的大眾當中，清除一切自私雜念。在這短暫的時刻，奔湧的兄弟般感覺淹沒了一切因為地位、語言、階級、宗教而造成的差異。

　　大街上，素不相識的人在攀談；多年來彼此回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處都是生機盎然的面孔。每一個單獨的人，都在經歷一種「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個孤立的個人，他被融入大眾當中，他變成了「人民」，他作為個人，平時根本不被看重的個人，獲得了一種意義。一位郵局小職員，平時就是從早到晚分揀信件，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不停地分信而已；抄寫員、鞋匠在他們的生活中突然有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浪漫的可能性：他可以成為英雄，婦女們已經在向每一位穿上軍裝的人致意，那些留在後方的人已經提前用「英雄」這個浪漫的名字充滿敬意地向他們致意。他們認可那自己並不瞭解的權力，而這權力將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拎出來。

　　在這過於興奮的最初時刻，縱然是母親的悲傷、妻子的恐懼都羞于有自然感覺的流露。也許在這種狂熱中，還有一種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種驚濤駭浪如此兇猛、如此突然地向人類襲來，它表面上泛著泡沫，它將人形動物身上那些昏暗的、無意識的原驅動和本能推到上面來。這種訴求，就是被弗洛伊德深刻地稱為「對文明之厭惡」的大發作：人們要有那麼一次契機，去衝破市民社會的法律法條，讓最原始的嗜血本能盡情放縱。與這種狂熱摻和到一起的，也許還有另外一些黑暗力量：獻祭的歡娛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然輕信，旗幟與愛國主義言辭的巫術魅力。有那麼短短的一刻，這種無法想像的，幾乎用言詞無法描述的千百萬人的如醉如癡，給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罪行以一種狂野的，幾乎是摧枯拉朽般的推動力。

　　今天這些只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輕一代也許會問：為什麼我們沒有經歷過這種情形？為什麼1939年的大眾沒有和1914年那樣的興奮？為什麼他們只是嚴肅而決絕、沉默而聽天由命地聽從指使？這次的戰爭和上次的不是一樣嗎，按說在我們現在的這場戰爭還是為了更神聖，更高級的目標，這是一場爭奪理念的戰爭，而不僅僅是為了國境線或者殖民地？

　　答案很簡單：因為在我們1939年的世界上，已經不像1914年那樣有那麼多幼稚天真的輕信。當時的民眾還不假思索地相信他們尊奉的權威，在奧地利沒有人會想到：在並非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最受尊崇的一國之父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還會在自己八十四歲的高齡向他的子民發出戰鬥號召；在沒有邪惡、狡猾、兇殘的敵人威脅著帝國的和平之時，他還會要求子民做出流血犧牲。德國人也都讀到了皇帝寫給俄國沙皇盡力爭取和平的電報。人們對「上層人物」、對部長們、外交官們，對他們的判斷和誠實懷有極大尊敬，這一想法還佔據著普通人的頭腦。如果有戰爭發生，那一定是違背了本國政治首腦的意願的；他們自己不可能有責任，整個國家沒有人有哪怕一丁點兒的責任。肯定是在敵對方的國家裡，這些犯罪之人，這些戰爭的推動者。人們拿起武器，這是自衛，針對那些有壞蛋行徑的卑鄙敵人，因為他們無端地侵入和平的奧地利和德國。

　　1939年，幾乎在歐洲所有國家，人們這種近乎宗教般的對本國政府的誠實或者至少對本國政府能力的信任已經消失了。自從看到他們在凡爾賽如何出賣了長久和平的可能性，人們開始鄙視外交手段。各民族還都清楚地記得，這些政客在解除軍備、廢止秘密外交方面是怎樣無恥地欺騙了自己。從根本上說，在1939年，人們不再對任何一個國家的首腦存有尊重，不會滿懷信任地將自己的命運交到他們當中任何一位的手中。一位最不起眼的法國築路工人會譏誚達拉第；在英國，自從慕尼黑會議——「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以來，人們就完全不再相信張伯倫的深謀遠慮；在意大利、德國，民眾滿是恐懼地看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們驅趕到哪裡去？

　　當然，人們不能抗拒，這關涉到祖國，於是士兵們拿起了武器，於是婦女們讓自己的孩子出征。但是，從前那種不可撼動的信念「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已經沒有了。人們服從，但是不再歡呼；人們走上前線，但不再夢想成為英雄。整個民族以及單個的個體都已經感覺到，他們不過是犧牲品而已，坑害他們的要麼是人世的、政治上的愚蠢，要麼是難以理喻的、險惡的命運之力。

　　可是在1914年，在幾乎半個世紀的和平之後，大眾對戰爭哪裡知道些什麼呢！他們不瞭解戰爭，幾乎從來沒有想到過戰爭。那是一個傳說，正因為戰爭的遙遠，這又讓它變成英雄的、浪漫的。他們仍然透過教科書或者美術館裡的繪畫作品來看待戰爭：軍服光鮮的騎兵進攻令人眼花繚亂，致命一槍打中了勇敢者的心臟，整個軍隊開拔就是一場無往不勝的凱歌進軍。「聖誕節我們就回來了！」

　　1914年8月的入伍新兵笑著對他們的母親喊道。誰在鄉村和城市裡還能回憶起「真正的」戰爭？最多還有那麼幾位老人參加過1866年反對普魯士的戰爭，而當初的敵人這次成了同盟者。那是一個多麼速戰速決，不那麼血腥，年代久遠的戰爭！整個出擊就三個星期，沒有很多犧牲就結束了，也就是喘口氣的功夫！一次踏入浪漫之地的快速郊遊，一次充滿陽剛之氣的狂野冒險：在一些頭腦簡單的男人的想像中，1914年的戰爭就被描繪成這樣的畫面，年輕人甚至誠心誠意地不願意錯過生活中這令人激動的美好場景。他們因此激動不已地擠向募兵站的旗幟，在將自己的血肉之軀送往戰壕的火車上歡呼、唱歌。整個帝國的血管裡都湧動著這狂野的、燃燒的血流。

　　1939年的這一代已經知道什麼是戰爭。他們不再抱有幻想。他們知道，戰爭不是浪漫的，而是野蠻的；他們知道，戰爭會一年年持續下去，那是一段任何代價都無法補償的生活；他們知道，向敵人發起衝鋒時不會佩戴橡葉勳章，身披彩色綬帶，而是在戰壕或者營地裡度過幾個星期，身上長滿蝨子，渴得半死；他們知道，還沒有見到敵人時，就可能被遠處發射的槍炮打得碎屍萬段。人們從報紙上、電影裡提前知道那些新型魔鬼技術的滅絕手段：巨型坦克會將所到之處的傷員碾成肉醬，飛機會將尚在床上的婦女兒童炸得血肉橫飛。人們知道，1939年的一場世界戰爭由於那沒有靈魂的機械化，會比人類歷史上此前的任何戰爭更邪惡，更野蠻，更無人性。

　　1939年的這一代人當中，沒有人會相信戰爭有上帝所願的正義性；更為糟糕的是，人們也不相信他們為之戰鬥的和平會有正義性和長久性。人們還能很清楚地記起上次戰爭帶來的一切失望：戰爭帶來的是悲苦，而不是富裕；是怨艾，而不是滿足；是饑饉、通貨膨脹、革命、公民自由的喪失、個人成為國家的奴隸；那是一種讓人神經崩潰的不安全感，人和人之間信任全無。

　　這帶來了區別。在1939年的戰爭中參加戰鬥，有一種精神上的意義：這關乎自由，關乎去保存一種道德財富。為一種意義而抗爭，這讓人們變得堅強，變得矢志不移。在1914年的戰爭中，人們對戰爭的真實還一無所知，戰爭還服務於人們的癡心妄想，人們還夢想著一個更美好、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僅僅是妄想，而不是有所知，才讓人們感到幸福。因此，當時的犧牲者們才沉醉著、歡呼著走向戰壕，他們身上帶著花環，鋼盔上帶有橡葉徽記，大街上人聲鼎沸、燈火輝煌，如同過節一般。

　　我自己之所以沒有陷入這種突如其來的愛國主義狂熱當中，絕不是因為我頭腦特別冷靜或者能明察秋毫，那完全是因為我到那時為止的生活方式。兩天以前我還在「敵對國」，因此我完全確信無疑，比利時的大多數民眾與我們自己的國人同樣熱愛和平，同樣對戰爭一無所知。我在世界主義的理念當中生活了太長時間，無法在一夜之間突然開始憎恨另外那個世界，那也是我的世界，就如同我的祖國一樣。我多年以來就對政治有著不信任，而且正好是最近幾年在與我的法國朋友、意大利朋友的無數次談話中，討論可能發生戰爭是多麼非理性的事情。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注射過不信任疫苗來預防愛國主義狂熱。我對這場戰爭之初的高燒發作有所準備，但仍然下定決心：不要讓自己「歐洲有必要統一」這一信念因為一場兄弟間的爭端發生動搖，而導致這場爭端的是拙劣的外交官和殘忍的軍火工業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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