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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但是,大約一個星期以後,報紙上突然開始爭論起來。與此同時,爭論的調門越來越高,讓人感到這一切絕非偶然。塞爾維亞政府被指責曾默許謀殺行為,而且這種指責差不多也算明確表示:奧地利不能對刺殺如此深受愛戴的皇儲伉儷的事件就此善罷甘休。人們不由自主地會產生這樣的印象:某個公眾行動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但是沒有人想到戰爭。無論銀行、商店,還是私人生活,都沒有改變自己的軌道。這種同塞爾維亞無休止的爭吵,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都知道,說到底爭吵的就是幾個由塞爾維亞生豬出口而牽出來的貿易合同。

  我準備出發去比利時的維爾哈倫那裡,箱子已經裝好,我的工作進展順利,躺在棺材裡的皇儲跟我的生活有什麼相干呢?還從來沒有過這麼美的夏天,接下來的日子還會更美:我們全都無憂無慮地張望著世界。我還記得,在巴登的最後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去葡萄園散步,一位種葡萄的老農對我們說:「像這樣的夏天,我們很久沒有過了。要是一直這樣,我們的葡萄酒可要好過任何年份。人們會記住這個夏天的!」

  可是,這位穿藍色酒窖工裝的老頭不知道,他說出來的是多麼殘酷的千真萬確之語。

  在奧斯坦德(Ostende)附近的海濱小浴場勒科(Le Coq)這裡,也到處都是那種無憂無慮的氣氛。每年夏天,我在去維爾哈倫的鄉間小別墅以前,都在這裡待上兩個星期。享受度假樂趣的人們有的躺在沙灘上的彩色涼篷下,有的在海裡游泳。孩子們在放風箏,年輕人在咖啡館前的平臺上跳舞。來自不同國度的人在這裡和平相處,能聽到很多人在講德語,毗鄰的德國萊茵蘭地區的遊客每年夏天都到比利時海灘來度假。打擾人們休閒的唯一因素是報童:為了更好地兜售報紙,他們大聲喊著巴黎報紙上嚇人的標題:《奧地利向俄國挑釁》《德國在準備戰爭動員》。

  我們可以看到,買報紙時人們臉上的表情怏怏不樂,但總是持續不了幾分鐘。多年來我們都知道,這些外交上的衝突總是在局勢變得嚴峻前的最後一分鐘還能夠幸運地得到解決。為什麼這次就不能呢?半個小時以後,就能看到這些一度心情沉重的人又已經興高采烈地在水裡撲騰了。風箏在空中飄升,海鷗在天上盤旋,太陽仿佛在含笑,給這和平的大地送來光明和溫暖。

  可是,壞消息越來越多,危險性越來越大。先是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接下來是塞爾維亞方面支吾搪塞的答覆;奧地利皇帝和德國皇帝之間電報頻仍,此後便是幾乎無法掩蓋的軍事動員。我差不多沒法還待在這個狹小偏僻的地方,我每天乘有軌電車去奧斯坦德,以便得到更多的消息。消息越來越糟糕。人們還能在海裡游泳,旅館仍然是滿的,為消暑而來的客人們仍然在海濱平臺上散步、說說笑笑。但是,突然之間有新東西加入其中。比利時的士兵突然出現了,平時他們是從來不到沙灘上來的。機槍放在狗拉的小車上——這是比利時軍隊的奇特之處。

  當時我正和幾位比利時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館裡,有一位年輕的畫家,還有詩人費爾南·克羅默林克(Fernand Crommelynck,1886—1970)。我們下午去拜訪了詹姆斯·恩索爾(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時最偉大的現代畫家,一個非常特殊、離群索居、內向的人。他為自己給軍樂隊寫的幾個糟糕的波爾卡和華爾茲短舞曲產生的驕傲感,要遠遠超過對自己的油畫作品——那些作品有著了不起的構想和斑斕的色彩。他讓我們看了他的作品,這原本是他不太情願的。一想到有人會買下他的畫,就讓他感到彆扭而壓抑。這些朋友告訴我說,他的夢想是能將這些畫高價賣出去,同時他又可以保留它們,因為他對於錢和對於自己的每一幅作品的貪戀程度相同。

  每次當他不得不交出一幅畫時,總會有那麼幾天陷入絕望當中。這位天才的貪財鬼的種種乖僻舉動,讓我們感到開心愉快。這時有一隊士兵帶著用狗拉著的機槍從我們前面走過,我們當中有一個人站起來去撫摸狗,這讓陪行的軍官特別生氣,他擔心允許人們對一件作戰物品表示出喜愛之情會損害軍事機構的尊嚴。「這樣愚蠢地走來走去是要幹什麼?」我們當中的一位小聲嘀咕。但是,另外一位馬上激動地回答說:「必須未雨綢繆。就是說,在戰爭情況下,如果德國人從我們這裡突破的話。」「絕不可能!」我帶著真誠的信心說,因為在那個舊世界人們還相信條約的神聖性。「就算發生了什麼事,法國和德國打到只剩下最後一個人了,你們也還可以安安穩穩地坐著!」然而,我們那位悲觀主義者朋友也不讓步。他說,如果在比利時有這樣的軍事安排,那就一定事出有因。

  早在幾年以前,就有傳聞說截獲了德國參謀總部的一份秘密計劃:儘管有各種承諾條約,一旦進攻法國的話,德國就會從比利時突破。但是,我也沒有讓步。我覺得這簡直荒謬透頂,一方面讓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悠閒愉快地享受著這個小小的中立國的地主之誼,另一方面卻要在邊境上駐紮嚴陣以待的軍隊。「無稽之談!」我說。「如果德國軍隊進入比利時的話,你們可以把我吊在這個路燈杆上!」我今天還得感謝這些朋友,他們沒有真按照我的話去做。

  但是,形勢危急的7月最後幾天接踵而至,每小時都會有一個跟其他消息相矛盾的新消息:威廉皇帝給沙皇的電報,沙皇給威廉皇帝的電報,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饒勒斯被謀殺。人們能感覺到,情勢變得嚴重起來了。一道恐懼的冷風一下子就把海灘掃得空空蕩蕩。數以千計的人離開旅館,湧向火車站,甚至連最不相信壞事會發生的人也開始加速收拾旅行箱。我剛一聽到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就馬上買了一張離開這裡的火車票。那真算是趕上了末班車,因為那列從奧斯坦德開出的快車已經是從比利時開往德國的最後一趟火車了。我們站在過道裡,非常緊張不安,大家都在互相說話。

  沒有人願意安靜地坐下或者讀書,每到一站都有人沖出車廂去打聽新消息,心存一份秘密的希望:總會有那麼一隻決絕的手,還能將這已經脫韁的命運再拽回來。人們還不相信會有戰爭,也不相信比利時會被入侵。人們無法相信,因為他們不想相信這種發了瘋的笑話。火車漸漸離邊境線近了,我們進入了韋爾維耶(Verviers)車站,比利時的邊境站。德國列車員上來,十分鐘以後,我們就應該在德國境內了。

  但是,列車在駛向德國境內第一站赫爾倍施塔爾(Herbesthal)的中途,突然在沒有車站的地方停住了。我們擠入車廂過道處,到窗口邊。發生了什麼事?在黑暗中,我們看到一列火車迎面開過來,敞篷的車廂,上面蓋著帆布,我覺得我認出了帆布下面嚇人的大炮形狀。我的心臟都停止跳動了。這一定是德國軍隊向前線開拔。但是,也許這只是一種保護措施,無非是以戰爭動員做恐嚇手段,而不是戰爭動員本身。我這樣安慰自己。人總是在身處危險的時刻,意志還會再生出希望,巨大的希望。終於有了「通行」的信號,車輪又向前滾動,進入赫爾倍施塔爾車站。我一步跳下車門的臺階,打算買一份報紙,看一看最新消息。但是,火車站被軍隊接管了。

  我正準備進入候車室,一位白鬍子鐵路職員站在關著的門前神情嚴厲地說:誰也不許進入火車站。但是,從那被小心遮擋起來的門玻璃之後,我已經聽到了軍刀輕微的碰擊聲,以及槍托觸在地上的聲音。毫無疑問,可怕的事情已經開始:德國違背所有國際法,進攻比利時。我渾身戰慄地登上了列車,火車繼續行駛,開往奧地利。現在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我在駛向戰爭。

  第二天早晨到了奧地利!每個車站上都貼著告示,宣佈了全面的戰爭動員。火車上擠滿了剛入伍的新兵,彩旗飛舞,音樂聲震耳欲聾。在維也納,我發現整座城市陷入一種沉醉狀態。最初對這場戰爭的驚駭,轉變成了一種突如其來的興奮。這是一場沒有人想要的戰爭,民眾不要,政府也不要,外交官們本來在以此玩弄手段、虛張聲勢,卻沒想到失手而弄假成真。維也納大街上組成了各種隊伍,突然之間到處都是彩旗、彩帶和音樂。年輕的新兵在志得意滿地行進著,他們面容燦爛,因為人群在向他們歡呼致意,這群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時是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對他們歡呼致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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