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0)_茨威格

五〇

　　那是一家小小的郊區電影院，與那些由鉻和閃光玻璃裝潢起來的新時代豪華設施不可同日而語。那裡只有一個改建的大廳，裡面都是小人物，有工人、士兵、市場上的女小販，他們是一群真正的老百姓，無拘無束地閒聊著，儘管電影院裡禁止吸煙，他們還是向污濁的空氣裡再吐出斯卡費拉蒂（Scaferlati）牌和卡波拉爾（Caporal）牌散裝煙的藍色煙霧。銀幕上首先放映的是「世界新聞」：英國的划船比賽，人們在說說笑笑；然後是法國的軍隊檢閱，這時人們仍然沒有太在意；然後是第三個畫面：德國威廉皇帝在維也納拜會弗朗茨·約瑟夫皇帝。

　　我一下子就在銀幕上看到了自己相當熟悉的醜陋的維也納西站的站台，上面站著幾個警察，正在等待一輛列車。然後是一個信號：年邁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沿著儀仗隊走過，去迎接他的客人。銀幕上出現的老皇帝，已經有些駝背，沿著儀仗行列走過時步伐也有些不穩，圖爾人對這位白鬍子老先生還是發出了不無善意的笑聲。接下來畫面上有一輛火車開進來。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車廂。包廂的門打開了，威廉二世皇帝走出來：八字鬍高高地上翹，身著奧地利的將軍制服。

　　就在威廉二世在畫面中出現的這一時刻，這個昏暗的空間中突然臨時爆發出一片瘋狂的口哨聲、跺腳聲。大家都在大喊、吹口哨，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在咒駡，好像有人侮辱了他們本人似的。這些性情愉悅的圖爾人，對政治和世界的瞭解超不出當地報紙上寫的內容，但是在那一秒鐘卻變得如此不可思議。我感到不寒而慄，直到心底，因為我能感覺到，通過這麼多年的仇恨宣傳，這種毒害已經多麼深地進入人們的內心：甚至在一座外省的小城市，並非惡人的市民和士兵已經被鼓噪得那麼仇恨皇帝、仇恨德國，哪怕一個在銀幕上快速閃過的畫面都能引起這樣的爆發。那不過是一秒鐘，就一秒鐘。當另外的畫面出現時，一切都被忘記了。人們現在看著喜劇電影開懷大笑，高興地用手拍打著膝蓋，發出聲響。那只不過是一秒鐘，但是這一秒鐘讓我看到，在嚴肅的危機四伏的時刻要想煽動起民眾有多麼容易，哪怕有那麼多致力於民族理解的嘗試，哪怕我們自己也在為此努力。

　　整個晚上我心情沉重。我無法入睡。如果這發生在巴黎，我也同樣會感到不安，但是不會這麼震撼。仇恨已經傳播到外省，侵蝕到善良而天真的百姓，這讓我感到戰慄。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將這個插曲講述給朋友們。他們大多沒有太當一回事兒：「我們法國人當初多麼嘲笑肥胖的維多利亞女王，兩年以後，我們和英國結盟。你不了解法國人，他們對政治不深入考慮。」只有羅曼·羅蘭不這麼看。「民眾越天真，就越容易去左右他們。自從龐加萊^①當選以來，情況就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會是一場愉快的旅行。」關於那個夏天將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我們也談了好長時間，羅曼·羅蘭對此的態度也比別人有更多的懷疑。「一旦部隊動員令貼出來，還能有多少人抗得住，誰知道呢？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大眾敏感、大眾歇斯底里的時代，這在戰爭中產生的暴力是無法預見的。」

　　①雷蒙·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國政治家，1912—1913年擔任法國外交部長和總理，1913—1920年擔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他在1914年前往俄國訪問。著名的數學家、法蘭西院士昂利·龐加萊是其堂兄。

　　可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種擔憂的時刻飛快過去，就如同蜘蛛網在風中消失一樣快速。我們雖然時不時地想到戰爭，但是並不比想到死亡的時候多——二者都有發生的可能，但是也許會在很遙遠的將來。在那些日子，巴黎太美，我們自己太年輕，太幸福。我今天還記得儒勒·羅曼想出來的迷人的惡作劇：為了揶揄「詩人王子」（prince de poetes）這一稱號，我們故意推舉出一位「思想者王子」（prince des penseurs），一位老實巴交、頭腦有些簡單的男人，他讓大學生隆重地將自己領到「先賢祠」中羅丹的那幅雕像作品前。^①晚上，我們像一群中學生一樣在詼諧諷刺的宴會上大吵大鬧。那正是樹上花開的季節，輕盈的空氣中有甜甜的味道。面對如此多的歡樂，誰還願意去想那些難以想像的事情？朋友間的友誼比以往更加深厚，而且是在異國——在一個「敵對的」國家——贏得了新朋友；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無憂無慮；人們因為自己的無憂無慮而熱愛這座城市的無憂無慮。

　　①羅丹的經典性雕塑名作《思想者》自1906年起進入「先賢祠」。

　　我在最後的幾天裡陪同維爾哈倫去了魯昂，他在那裡有一場演講。我們夜裡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頂在月光下泛著迷人的閃光：這樣纖柔的奇跡，應該屬某一個「祖國」嗎？它難道不應該屬我們所有人？我們在魯昂的火車站告別，就在那同樣的地方，兩年以後他被自己歌頌過的機器碾得粉身碎骨。^①他擁抱我。「8月1號，在我的卡佑基比克見！」我答應他，因為我每年都去他的這個莊園拜訪他，和他一起一字一句地翻譯他的新詩。為什麼今年就不這樣做呢？我不帶任何憂慮地與其他朋友告別，與巴黎告別，那是漫不經心的、沒有傷感的告別，就像一個人要離開自己的家幾個星期那樣。接下來的幾個月，我的計劃很明確。

　　①1916年11月，維爾哈倫在魯昂火車站遭遇交通事故，他在試圖登上一輛已經開動的火車時，不幸跌落，被火車碾壓身亡。

　　現在要回到奧地利，避居在鄉下什麼地方，讓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有所進展（五年以後這本書才得以出版），這樣我就完成了《三大師傳》，我要通過這本書讓讀者看到三個偉大國度裡各自最偉大的小說家。然後，去維爾哈倫那裡。也許，冬天我就可以完成那計劃已久的俄國之行，去組建一個致力於思想溝通的小組。三十二歲這一年，在我目力所及的範圍，一切都顯得那麼平坦和光明。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夏天，世界顯得如此美麗而又富有意義，正如一枚珍貴的果實。我熱愛這個世界，因為它的當下，因為它更出彩的未來。

　　可是，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發出了一聲槍響。在這槍聲中，那個我們曾經在其中受教育、成長和棲身的充滿安全感和創造理性的世界，正如一隻空陶罐一樣，被擊得碎成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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