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9)_茨威格

四九

　　在帝國的內部，各民族之間對抗的壓力在增加；在帝國外部，意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德國都在等著瓜分帝國。在巴爾幹戰爭中，德國克虜伯公司和法國的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在外國的「人肉材料」上試驗自己的大炮產品，就如同後來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內戰中試驗他們的飛機一樣。巴爾幹戰爭讓我們越來越多地陷入湍流當中。人們總是惶恐不安，又總是能長舒一口氣：「這次還沒有。但願永遠不會發生！」

　　以往的經驗都會告訴我們，重構一個時代的事實要比重構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容易千倍。它們沒有寫在官方的事件紀錄當中，而更多的是寫在細小的個人插曲當中。這是我現在要插入的。說實話，當時我沒有相信會發生戰爭。但是，有兩次我卻在清醒中看到了戰爭的影子，這讓我的靈魂大為震顫。第一次便是在「雷德爾事件」發生時，這一事件正如歷史上所有重要的背景插曲一樣少為人知。

　　我和這位錯綜複雜間諜戲裡的主人公雷德爾上校只是點頭之交。我們住在同一城區，只隔著一條小街。有一次，我的朋友檢察官T在一家咖啡館裡把我引薦給他，當時這位面容和藹，會享受生活的先生正在咖啡館裡抽雪茄。從那以後，我們見面就彼此打招呼。但是直到後來我才發現，我們在生活中為多少秘密所包圍著，我們對那些近在咫尺的人的瞭解有多麼少。這位上校外表上與一名普通奧地利軍官並無差別，是皇儲的親信：他被委以重任，掌管軍隊的秘密情報局，並負責破獲敵方的諜報機構。

　　1912年，在巴爾幹危機期間，俄國和奧地利都在進行針鋒相對的部隊調遣。現在終於真相大白，奧地利軍隊最為重要的秘密軍情即「進攻計劃」被賣給了俄國人。如果是在戰爭狀態中，這肯定會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因為俄國人提前瞭解奧地利軍隊的每一個行動步驟和節奏。這一背叛在總參謀部引起的恐慌是不言而喻的。雷德爾上校作為最高層的專業人士面臨著去找到叛徒的任務，按理說這個叛徒只能出在最小的高層圈子裡。外交部對軍隊部門的能力並不完全信任，這也是典型的各部門之間出於嫉妒而彼此針鋒相對的做法，它在沒有知會總參謀部的情況下，也展開了獨立調查。外交部授命警察局在完成這一任務時除採取其他措施以外，還要對所有來自國外的信件進行檢查，根本不要理會保護信函秘密的規矩。

　　有一天，一家郵局收到從俄國邊境站波特沃羅奇斯卡（Podwoloczyska）寄來的一封留局待領信，其地址是「歌劇晚會」郵箱。郵局打開了信封，裡面沒有信紙，只有六張或者八張1000奧地利克朗的鈔票。這個可疑的發現馬上就被報告給警察局了。警察局馬上派出一名偵探到郵局窗口，只要有人來領取這封信件，就要將其立即逮捕。

　　有那麼一刻，這齣悲劇開始轉向維也納式閒適劇。中午時分，來了一位先生要求取走那封標有「歌劇晚會」信箱的信。郵局窗口的職員馬上偷偷地給偵探發出了報警信號，可是偵探正好出去與人小酌。等到他回來時，只好面對這樣的情況：那位陌生的先生已經乘坐一輛出租馬車離去，方向不確定。馬上，維也納喜劇的第二幕就開始上演了。在當時，出租馬車是非常時尚體面的雙駕馬車，車夫們覺得自己地位之高，是用不著親手來擦洗車輛的。因此，在每一個停車的地方，都有一位所謂的「水工」，他的任務便是飲馬擦車。所幸這位「水工」記住了剛走的那輛馬車的車號。

　　一刻鐘以後，所有的警察局都接到指令，該出租馬車已經找到。馬車夫還描寫了那位先生的相貌，他去了「皇宮」咖啡館，那也是我總能碰到雷德爾先生的地方。碰巧的是，在出租馬車裡還找到一把小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這把小刀來打開信封的。偵探馬上趕到了「皇宮」咖啡館。他所描述的那位先生現在已經離開了。不過，侍者非常肯定地說，這人肯定就是他們的老主顧雷德爾上校，他剛剛回克羅姆塞爾旅館（Hotel Klomser）去了。

　　偵探目瞪口呆。秘密被揭開了。雷德爾上校，奧地利軍隊的最高情報長官，同時也是被俄國參謀總部收買的間諜。他不光出賣了各種機密和進軍計劃，現在人們也一下子豁然開朗了，為什麼近年來由他派出的奧地利間諜在俄國不斷地被逮捕、被判刑。一陣狂亂的電話聯繫開始了，最後電話終於打到了奧地利軍隊總參謀長弗蘭茨·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那裡。一位曾經目擊這一場景的當事人向我講述說，他在聽了幾個詞以後，臉慘白得如同餐桌桌布一樣。電話也打進皇宮，一次又一次地磋商。現在怎麼辦？警察方面已經採取了防範措施，雷德爾上校無法逃跑了。

　　當他想再離開克羅姆塞爾旅館，吩咐看門人一件事情時，偵探不動聲色地向他走過來，拿出他的小刀客氣地問道：「上校先生沒有把這把小刀忘在出租馬車裡嗎？」在這一刻，雷德爾知道自己敗露了。不管他去哪裡，都能看到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臉孔，他們在監視他。當他再回到旅館時，兩位軍官跟在他身後，隨他進入了房間，將一把左輪手槍放在桌子上。在這期間，宮廷裡已經決定要以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來了結奧地利軍隊中如此不光彩的事件。直到夜裡兩點，兩位軍官在克羅姆塞爾旅館雷德爾房間的門前走來走去。然後，從裡面傳來了一聲槍響。

　　第二天，各家晚報上登載了簡短的訃告，哀悼這位突然去世、功績不凡的軍官雷德爾上校。但是，整個的追捕過程中有太多人捲入，所以這個秘密無法被嚴守。人們一點一點地獲知一些細節，從心理學的角度許多問題可以得到解釋。雷德爾上校有同性戀的傾向，他的上司和同事對此一無所知，多年來他便落入敲詐勒索者的手中，最終將他逼向這條絕望的逃亡之路。整個軍隊都震驚了。大家都知道，在發生戰爭時，他一個人的行為就能斷送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奧地利王朝將因他而陷入崩潰的邊緣。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在奧地利才明白，過去的若干年裡，世界戰爭離我們如此之近，近到我們都能聽到它的呼吸。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戰爭的陰影如鯁骨在喉。碰巧第二天我遇見了貝爾塔·馮·蘇特納（Berta von Suttner），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勇氣的、了不起的卡珊德拉。她是出身社會最高層的貴族，早年在波希米亞的家族宅邸附近看見過1866年戰爭帶來的慘狀。她帶著像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一樣的激情，認為自己終其一生只有一個使命：要阻止第二次戰爭，阻止任何戰爭。她寫作了長篇小說《放下武器》，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她組織了無數次的和平集會；她人生中的最大勝利是，喚醒了炸藥的發明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良知，為了對他的炸藥造成的災難進行補償，設立了旨在推進和平及國際理解的諾貝爾獎。

　　她情緒激動地向我走來，平時說話那麼平靜，那麼祥和的她在大街上就大聲地喊：「人們不明白正在發生什麼。這已經是戰爭，他們又一次把什麼都在我們面前掩藏起來，不讓我們知道。為什麼你們什麼也不做，你們這些年輕人？這跟你們尤其有關！你們要反抗，你們要團結起來！別總是讓我們幾個老太太做這些，沒有人聽我們說什麼。」我告訴她自己要去巴黎，也許真的可以嘗試發表一個共同宣言。「為什麼只是『也許』？」她催促著說：「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糟糕，機器已經開動了。」我自己也感到不安，頗費周折才讓她平靜下來。

　　恰好是在法國，我經歷的第二個個人插曲讓我想到，這位在維也納沒有太被人當一回事兒的老太太是多麼有遠見地看到了未來。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插曲，但是對我來說尤其印象深刻。我在1914年的春天與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圖蘭（Touraine）幾天，憑弔達·芬奇的墓地。我們沿著風和日麗的盧瓦河岸漫步，到了晚上真心感到疲乏，於是我們決定到沒有太多熱鬧的城市圖爾（Tours）——以前我去那裡瞻仰過巴爾札克的故居——去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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