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8)_茨威格

四八

　　從1900年到1904年，我從來沒有看到《費加羅報》和《晨報》上提到作為詩人的保爾·瓦萊裡，馬賽爾·普魯斯特被看成是沙龍裡的小丑，羅曼·羅蘭則被當作知識淵博的音樂學者。他們都是在快到了五十歲時，榮譽那第一道羞澀的光芒才找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最偉大的作品都是在這個全世界最好奇、精神生活最豐富的城市中，在不為人知的昏暗角落中創作出來的。

　　我有幸及時發現羅曼·羅蘭，這純屬巧合。一位俄國女雕塑家在佛羅倫薩請我去她那裡喝咖啡，以便給我看她的作品，她也想給我畫一張速畫像。我四點鐘準時到達，但是忘了她是一位俄國人，對時間和准點有不同的態度。一位老奶奶——我聽說，她曾經是雕塑家母親的奶媽——把我領到了她的工作室，讓我在那裡等候。那裡的雜亂無章，達到人想像的極限。旁邊有四個小雕像，我在兩分鐘以內把它們看了一遍。為了不虛度時間，我伸手去拿一本書或者說幾本散亂地放在那裡的小冊子。小冊子的名字是《半月刊》，我記起以前在巴黎聽到過這個名字。但是，有誰能一直關注這些小期刊呢？它們在全國到處都有，作為生命短暫的理想主義花朵一度出現，不久便消失。我拿在手裡翻看，《黎明》，作者羅曼·羅蘭，開始讀起來，越來越震驚，越來越感興趣。

　　這位對德國如此瞭解的法國人，到底是誰呢？很快我就因為這位俄國女士的不准時而對她滿心感謝了。當她終於姍姍來遲時，我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這位羅曼·羅蘭是誰？」她也不太清楚。當我將其餘的幾冊都看完了以後（這部作品尚未全部完成），我就意識到：這部作品，不是寫給某一個歐洲國家，而是寫給所有的國家以及它們之間的兄弟之愛；這個人，這位詩人，在書裡帶來了道義上的全部力量：充滿愛的見識，以及去獲得見識的真誠願望；經過甄別和沉澱的公正；對藝術那能讓人聯結的使命有著令人心情激蕩的信任。當我們糾結於一份小小的宣言中的措辭時，他在靜靜地、耐心地做著實事：讓各民族的人看到他們各自身上最值得珍愛的特殊品性。這是第一部完成的意識明確的歐洲小說；這裡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睦鄰關係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呼籲。它更有效力，因為它的受眾要多於維爾哈倫的讚美詩，而它又比一切小冊子或者抗議更有穿透力。一切我們在不自覺當中所希望、所渴求的東西，都已經在這裡被他默默無聞地完成。

　　我到巴黎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打聽他的情況。我總是想起歌德的那句話：「他學過了，他能教導我們。」我向朋友們問起他。維爾哈倫記得他的劇作《狼群》，是在社會主義者的「人民劇場」演出過的；巴紮爾熱特聽說過，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學家，並且寫過一本關於貝多芬的小書。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中找到十幾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七八部劇本，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的，或者在《半月刊》上發表的。最後，我寄給他一本自己的書，為的是找到一個關聯點。不久以後我就收到了他的來信，請我去他那裡。一段新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同我與弗洛伊德、維爾哈倫的友誼一樣，羅曼·羅蘭的友誼也是令我收穫最大的友誼，在某些時刻甚至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值得記住的日子總是比平常日子有更強的色度。我至今還能特別清晰地回憶起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情形。那是坐落在蒙巴拿斯林蔭大道附近一座不顯眼的房子：走上五層窄窄的樓梯，站在他的門前，就已經感覺到了一種特殊的安靜。在這裡所聽到的林蔭大道上的車水馬龍聲，一點兒也不比那掃過修道院花園中的樹木之後，在窗下掠過的風聲更響。羅曼·羅蘭給我開了門，將我領到他那書籍一直堆到房頂的小書房裡。我生平第一次在他那雙特別炯炯有神的藍眼睛裡，看到了我在人世當中見到過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這雙眼睛，在談話中牽動著來自最內在感覺的色彩和熱度：在悲哀中它們蒙上一層暗色的影子；在沉思中又同時顯得深沉；在激動中發出閃光。

　　他的眼邊因為讀書和熬夜顯得微微發紅，唯有眼邊之間的那對瞳孔奇妙閃亮，帶著一種讓人受益，讓人興奮的光芒。我帶著一點兒恐懼的心情打量著他^①：他個子非常高，身體瘦長，走路時有點兒前傾，好像在寫字臺前度過的無數時光讓他的脖子開始彎曲了。他面色慘白，臉上的線條極其分明，看起來更像是生著病的樣子。他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好像在極盡可能來保護自己的身體能量；他幾乎從來不出去散步；他吃得很少，不抽煙不喝酒，避免任何軀體上的緊張。直到後來我才驚奇地發現，在他這過著苦行生活的軀體中蘊藏著多麼大的耐力，在這些看起來的孱弱之後有著何等強大的精神勞動力！

　　①這裡描述的茨威格與羅曼·羅蘭的相識是在1913年。羅曼·羅蘭於1910年10月在巴黎遭遇車禍，身體受傷，導致幾個月無法工作。出於這一部分原因，他於1912年辭去索邦大學音樂史教授的職位，成為自由職業作家。二人初次見面之時，應該是羅曼·羅蘭身體狀況非常不佳的時候，所以茨威格「帶著一點兒恐懼的心情」去打量他是可以理解的。

　　他幾個小時伏在那小小的、堆滿書籍紙張的寫字臺上寫作，幾個小時躺在床上看書，他給那疲倦的身體的睡眠時間不超過四個或者五個小時，他允許自己享受的唯一放鬆方式便是音樂。他鋼琴彈得特別好，那是一種令我難忘的輕柔彈奏，那麼愛撫地敲擊琴鍵，好像他不想從琴鍵中將音調逼迫出來，而是要將它們引誘出來。我以前在小範圍內聽過馬克斯·雷格爾（Max Reger）、費魯喬·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的鋼琴演奏，沒有哪位業內名流能像聽羅曼·羅蘭彈鋼琴讓我感到收穫那麼多與心愛大師的直接交流。

　　他的知識如此淵博，令人自愧弗如。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歷史，瞭解所有國家一切時代的問題。他知道音樂作品中的每一個節拍，即便是加盧皮（Galuppi）和特勒曼（Telemann）最最生僻的作品，或者那些六流、七流音樂家的作品他也都熟悉。同時，他也充滿激情地參與當代發生的一切事情。這個像修士靜修室一樣簡陋的地方，像是攝影機的暗箱一樣反映著整個世界。在人際關係上，他享受著與同時代偉大人物的熟識和信任。他曾經是喬治·勒南（Georg Renan）的學生，是瓦格納家裡的客人，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這位為人品格甚至使其自身作品都黯然失色的偉人，那著名的《遠方來信》就是寫給羅曼·羅蘭的。在這裡我能感覺到——這也總能引發我的一種幸福感覺——一種作為人的道德上的優勝，一種不帶有任何驕傲的內心自由。這種自由，是一個強大靈魂自然而然所具備的。

　　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這個人，在決定性的時刻會成為歐洲的良心。時間證明我是對的。我們談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向我解釋說，通過寫作這本書他想盡到三個責任：向音樂致謝，表明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喚起歐洲各民族的思考。我們現在必須去施加影響，每個人從自己的崗位出發，從自己所在的國家出發，各自使用自己的語言。到了需要警醒的時候，而且要越來越警醒。那些鼓動仇恨的力量，由於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張和解的力量更激烈，更有進攻性；況且，這些力量背後還有物質利益，他們本來就比我們的力量更無所顧忌。

　　這種非理性已經成形，能看得見了，與之進行鬥爭甚至比我們的藝術更為重要。我能感覺到他的悲哀，世間結構的脆弱讓這個人遭受雙重的打擊。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讚藝術的永恆性。「它（藝術）可以安慰我們，我們，單一的人，」他這樣回答我，「但是在對抗現實時，它什麼用也沒有。」

　　那是1913年。在我和羅曼·羅蘭的第一次談話中，我就從中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有責任不要毫無準備、毫無作為地去面對一次歐洲大戰。羅曼·羅蘭已經提前痛苦地將加固了自己的靈魂，這讓他能夠在關鍵時刻在道德上勝出任何人。我們也在自己的範圍內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已經翻譯了很多，讓人注意到鄰邦的詩人；我在1912年陪同維爾哈倫走遍德國，做旅行演講。維爾哈倫的德國之行變成了象徵性的德法關係和睦宣言。在漢堡，維爾哈倫與戴默爾當眾擁抱：他們分別是法國和德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我替賴因哈德爭取到了維爾哈倫的一部新劇本。我們之間的合作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誠摯、更深入、更令人興奮。有時候在興奮之中，我們會飄飄然，以為我們已經讓世界看到了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拯救之路。但是，世界很少會在意這些文學上的宣言，它仍走在自己那險惡的路上。

　　在那些看不見的摩擦這一電流中，總有火星迸發出來。察貝恩事件^①、阿爾巴尼亞的危機、蹩腳的答記者問：這些每次總是一個小火花，但是，每一個都有可能引爆那些已經堆積如山的爆炸材料。尤其是我們奧地利人更能感覺到，我們處於不安的核心地帶。1910年，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已過了八十大壽。這位早已成為象徵的老人在位的時間不可能持續很長久了，一種神秘的感覺開始在人們的情緒中蔓延開來：在他過世之後，千年王朝的解體進程似乎是無法遏止的了。

　　①察貝恩（德語Zabern，法語Saverne）是今天法國阿爾薩斯地區的一座小城。普法戰爭以後，普魯士在此地駐軍。1913年，普魯士士兵與當地一個法國民眾發生爭執，引發當地人大規模抗議，普魯士軍方採取了過激的軍事手段引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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