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7)_茨威格

四七

　　我們周圍的空氣不是死的，也並非一無所有，空氣自身中帶著當時的節拍和韻律。它把這種騰飛無意識地擠入我們的血液，把它引導到我們的內心和大腦當中。在這些年，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從這個時代的整體騰飛中吸收了力量，從集體的信心中，個人的信心得到了提升。我們這不知感恩的人類！當時也許並不知道，這托舉我們的波浪有多麼強大、多麼可靠。只有自己經歷過那個普遍信任時代的人才明白，從那以後信任的程度就只有倒退，信任的量被蒸發。

　　這個充滿力量的強大世界是多麼壯觀輝煌，從歐洲的每個海岸湧向我們的心臟。這些讓我們感到幸福的事情，也帶來了危險，只是我們對此還一無所知。當初那席捲歐洲的自豪與信心之風暴，也攜帶著烏雲而來。也許上升的步伐太快，國家和城市都壯大得太快，而且那種充滿力量的感覺也總是引導著人們和國家去運用或者濫用自己的力量。法國已經有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它還想要更多，還要再加上一個殖民地，儘管老殖民地已經管顧不過來了，差一點兒就因為摩洛哥而大動干戈；意大利想要昔蘭尼加^①；奧地利兼併了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又把矛頭指向了土耳其；德國暫時還沒有份兒，但是已經躍躍欲試，隨時準備露出尖牙利爪。

　　①昔蘭尼加，利比亞東部一個比較大的省份。

　　歐洲各國都血脈賁張。從前那種富有成果的內部團結理念，現在都在各處同時發展成擴張的貪婪，好像受到了細菌的傳染一樣。賺得缽滿盆滿的法國工業界開始向同樣滿身油水的德國工業界發難，因為兩家企業，德國的克虜伯公司（Krupp）和法國的施奈德——勒克勒佐公司（Schneider-Creusot）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漢堡的船運公司帶來高額紅利，與南安普敦針鋒相對；匈牙利的農民對付塞爾維亞的農民；一家大公司對付另一家大公司。宏觀經濟上的蓬勃發展讓大家日子都好過，人們折騰來折騰去，想要獲取更多，更多。如果我們今天心平氣和地思考並來追問自己，為什麼1914年會陷入戰爭，人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出於理性考慮的理由，也沒有什麼直接的起因。那次戰爭不是為了某個理念，也不是為了爭奪邊境上的小地塊。我今天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那次戰爭，也就是說，內在發展動力所導致的悲劇性後果。

　　這種內在的發展動力是四十年和平累積起來的結果，現在要以暴力的形式釋放出去。每個國家突然都有了自己很強大的感覺，但是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感覺；每個國家都想要得更多，要從別人的手裡拿過來。最糟糕的是，欺騙我們的恰恰是我們最熱愛的那種感覺：大家都抱著的樂觀想法。每個國家都相信，他們能在最後一分鐘將其他國家嚇退。於是，外交官們玩起了彼此恫嚇的遊戲。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①、在巴爾幹戰爭、在阿爾巴尼亞，都是同樣的把戲。不過，大協作變得愈來愈緊密，愈來愈軍事化，德國在和平時期實行了戰爭稅，法國延長了兵役時間。多餘的力量最終必然要釋放出來，而巴爾幹的風向標表明，戰爭的烏雲正在向歐洲的方向移動。

　　①阿加迪爾（德語寫為Agadir）位於今天摩洛哥南部，是一座靠大西洋的港口城市。

　　當時還沒有出現惶恐，但還是有一種像炭火一樣不息止的不安籠罩著我們。每次巴爾幹上有槍聲響起，我們都會感覺到輕度的不快。難道戰爭真的要降臨在我們身上嗎？可是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那是在爭奪什麼。慢慢地——太慢了，太遲疑了，我們今天才知道！——反對戰爭的力量在聚集。那是社會主義黨，有幾百萬人在他們的章程中拒絕戰爭；有置於教皇領導之下的強大的天主教群體；若干有國際性業務的大公司；有為數不多幾個有明見的政治家站出來反對那些背後的戰爭推手。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對戰爭的行列當中，但是一如既往地是孤立的單槍匹馬，既沒有結成聯合體，也不夠堅決。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態度，可惜是那種無所謂的被動樣子。

　　由於我們那個時代的樂觀主義，戰爭造成的問題及其全部道義上的後果還沒能進入我們的內心深處：在當時那些著名人士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從根本上對這一問題做出討論或者大聲提出警告的文字。我們以為做到這樣就足夠了呢：我們在思想上考慮到整個歐洲範圍；在國際範圍內建立兄弟般的關係；在自己的領域（這個領域對時局只能有間接影響）裡，我們把超越語言和國家的和平溝通及精神結盟當作理想。恰好是新一代，他們最強烈地主張這種歐洲理念。在巴黎，我看到聚集在我的朋友巴紮爾熱特周圍的一群年輕人，與上一代正好相反，他們拒絕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侵略性的帝國主義。

　　儒勒·羅曼（他後來在戰爭期間創作了獻給歐洲的偉大詩篇）、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勒內·阿科斯（Rene Arcos）、讓·裡夏爾·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組織「修道院」（Abbaye）文化中心，然後是「爭取自由」（Effort libre）文學社。他們是充滿激情的戰鬥先驅，為將要來臨的一體化的歐洲而戰鬥；他們毫不動搖地憎惡那些在戰爭的苗頭中已經顯現的軍國主義。像他們這樣一群勇敢，有出色的天才，道義上堅定不移的年輕人，在從前的法國很少見。在德國，當阿爾薩斯人的命運被置於兩個國家之間時，是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 Werfel）和他的「世界朋友」，用最有力的抒情詩來表達世界博愛思想的勒內·席克勒（Rene Schickele），充滿激情地投身相互間的理解當中；意大利的博爾傑塞（G.A.Borgese）向我們發出了同志般的致意；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國家也不斷有人給我們打氣。「來我們這裡吧！」

　　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讓那些想讓我們陷入戰爭的泛斯拉夫主義份子看看，你們奧地利人不想要戰爭。」啊，我們都熱愛這個用它的羽翼托著我們騰飛的時代，我們熱愛歐洲！我們都太不加疑慮地相信理性，相信理性會在最後一刻阻止那荒誕的笑話。這也是我們唯一的過錯。誠然，我們沒有帶著足夠的懷疑去觀察那些凶兆。可是，作為年輕人的真正意義，難道不就在於要去相信世界，而摒棄對世界不信任嗎？我們相信饒勒斯^①，相信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我們相信，鐵路人在自己的同志像屠宰場動物一樣被火車運往前線之前，就會將鐵軌炸掉；我們以為，婦女們會拒絕將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交給吃人的魔鬼。我們堅信，在最後的關鍵瞬間，歐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會宣告自己的勝利。我們那共同擁有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形成的樂觀主義，使得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重視那共同的危險。

　　①讓·饒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國社會黨領袖，是活躍的反戰主義者，1914年7月31日遭到暗殺。

　　況且，我們缺少一位組織者，一位能把在我們身上潛藏的力量有目標地集中到一起的人。在我們當中只有一位警示者，唯一具有前瞻性的有識之士。然而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個人生活在我們當中，我們卻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這位命運要讓他率領我們前行的人。對我來說，能夠在最後的一刻還發現他，那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幸運情況之一。要發現他很困難，因為他住在巴黎，卻不在那「喧囂之地」。如果有人想寫一本扎實的20世紀法國文學史的話，就不能不去注意這個讓人吃驚的現象：當時巴黎報紙上對所有能想到的詩人和作家名人盛讚有加，但是，有三個最重要的人物卻沒有被發現，或者他們的名字被置於錯誤的背景關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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