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4)_茨威格

四四

　　此前在維也納時，我自然也與軍隊裡的人有過交往，那是一些友好的、熱愛生活甚至是滿有情趣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因為家境不特別好才逃進軍隊穿上軍裝，力圖讓自己在服役中過上儘量舒適的生活。豪斯霍費爾與那些人正好相反，這讓人立刻就能感覺到。他出身書香門第，屬上流社會。他的父親發表過很多詩歌，我記得好像還在大學裡當過教授。他受過非常好的教育，在軍事方面以外也有非常廣博的知識。他被任命去實地考察日俄戰爭的舊地，因此他和太太都事先學了日本語言與詩歌創作。

　　在他的身上，我也再一次認識到：一個人如果想要精通任何學術領域，包括軍事科學，那麼他/她就必須跨出本專業的狹隘範圍，與其他一切學科有所接觸。豪斯霍費爾在船上時，一整天都在工作：用望遠鏡觀察各種細節，寫日記和報告，研究詞典。我難得看到他手裡沒拿著書的時候。他是一位出色的觀察者，也知道如何去描述。我在從和他的談話中，瞭解到很多東方之謎。回到歐洲之後，我也一直和豪斯霍費爾一家保持著友好的聯繫。

　　我們互相寫信，去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去拜訪對方。一場嚴重的肺病迫使他在達沃斯或者阿洛沙（Arosa）療養了一年。離開軍隊的日子，有助於他轉入學術研究領域。病癒之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承擔了軍事指揮之責。想到德國的戰敗，我經常對他懷有同情。他多年來致力於建立德國的國際地位，也許他在自己不為所見的退隱當中也參與打造了戰爭機器。如今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的情況：他曾經在那裡贏得了許多朋友的日本，如今站在獲勝者的行列，成為德國的對手。

　　不久以後，事實就表明他是首批系統全面地考慮重建德國地位的人之一。他主編一本關於地緣政治的期刊。如同在很多事情上一樣，一開始我也沒能理解這一新興運動的深層含義。我確實以為，地緣政治學無非是在民族國家的相處中去考慮各方力量的較量。即便各民族的「生存空間」這個詞——我想這是他最先提出來的——我的理解也是在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即這是一種相對的、隨著時代而轉化的能量，在時間性的週期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主張。豪斯霍費爾提出，應該更精確地研究各民族的個性特徵，建立一種具有學術特質的常設性指導機構。當時我也以為這是正確的，因為我以為這種研究只服務於各民族彼此走近的趨勢。我無法肯定斷言，也許豪斯霍費爾原本的意圖也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不管怎樣，我興趣盎然地讀他的著作（他在著作中也曾經引用過我的話），從來沒有過任何懷疑。

　　我聽到的客觀評價，都是表彰他的學術演講非常有指導性，沒有人指責他的理念在為一種侵略性的霸權政策服務，在為舊時大德意志訴求的新形式做意識形態動員。可是，當我某一天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時，有人用一種不言自明的音調說：「啊哈，是希特勒的那位朋友？」沒有什麼能比這更讓我感到驚駭了。首先，豪斯霍費爾太太根本不符合種族純粹這一標準，他的兒子們（非常有天才，也非常招人喜歡）也根本經不住紐倫堡的「猶太人法」的推敲；其次，我也看不到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博學多思的學者與一位只在最狹隘、最血腥的意義上緊抓德意志精神不放，滿腔憤怒的煽動家之間在精神上會有什麼直接關聯。

　　不過，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曾經是他的學生，是他讓兩個人建立起聯繫。希特勒原本很少能聽得進別人的意見，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本能，能吸收一切對於達到他個人目的有用處的事情，因而他在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中徹底挖掘了「地緣政治學」的內容，讓它充分為自己的目標效力。這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他們能將徹頭徹尾的自私權力本能包裹上一層意識形態和准道德的遮羞布。他們使用「生存空間」這個概念，給赤裸裸的侵略意圖披上一件哲學的外衣。這個關鍵詞因為其可定義性含糊不清而顯得無大妨礙，但是，任何形式上的，哪怕是那種最蠻不講理的兼併，也可以借助這個關鍵詞得到辯護，來表明它們在倫理上和民族學意義上的必要性。

　　就這樣，這位曾經的旅途夥伴不得不因為自己的理論受到希特勒的篡改而背負罪責——希特勒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根本上對他的理論做了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篡改。我不知道自己的這位旅途夥伴對此是否有所瞭解，他自己是否也本意如此。希特勒的目標最初只嚴格地局限於民族國家以及種族純粹方面，但是通過「生存空間」這一理論，他的政治轉化為一個口號：「今天德意志屬我們，明天全世界屬我們！」這也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案例：一個簡潔有力的表述，由於詞語的內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正如先前大百科全書派關於「理性」的統治這一表述，最終演變成完全相反的恐怖和大眾情感衝動。

　　據我所知，豪斯霍費爾本人在「納粹」党裡從來沒有接受一個顯要的位置，甚至可能都不是黨員。在他的身上，我一點兒也看不到那種像今天那些善於耍筆桿子的新聞記者那種魔鬼般的「灰色高參」：他們躲在幕後，制訂最危險的計劃並用這些計劃給元首提詞。然而，在將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比較窄的國家範圍推到更大的普世範圍這一點上，他的理論所做的貢獻要超過希特勒的顧問當中最無所顧忌之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也許，只有當後人掌握了更多的文獻材料以後，他們才能給予這個人物以正確的歷史評價。

　　在第一次海外旅行過後一段時間，我開始了前往美國的第二次旅行。除了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可能擁有的未來，這次旅行全無其他意圖。我相信，當時真的只有為數極少的作家去那裡，不是為掙錢，也不為做關於美國的新聞報道，只是為了做一件事：讓自己關於這塊新大陸相當模糊的想像與現實相遇。

　　我的這一設想是真正浪漫的，我不羞於將它說出口。美國對我來說，是沃爾特·惠特曼，是躍動著新韻律的土地，是即將降臨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在遠渡重洋以前，我再讀一遍偉大的《卡美拉多》中那些狂野的、奔湧而來的長詩行，我敞開胸襟帶著兄弟一般的寬廣胸懷，而不是帶著歐洲人常有的那種傲慢踏上曼哈頓。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問我下榻旅館裡的門衛，惠特曼的墓地在何處，因為我想去拜謁一番。這一要求讓那位可憐的意大利人陷入窘迫，因為他還從未聽到過這個名字呢。

　　紐約給我的第一印象相當有震撼力，儘管當時紐約還不像今天這樣有著迷人的美麗夜景。當時的時代廣場還沒有燈光的瀑布，紐約也還沒有城市的夢幻夜空——它們在黑夜中以幾十億個人造星星與真實的、真正的天空交相輝映。市容和城市交通還沒有今天這樣的大手筆，因為新建築藝術還不十分有把握地在個別的高層建築中進行最初嘗試。櫥窗陳列和裝潢品味上的大膽嘗試還只是剛開了一個頭。不過，在那座走動會讓橋身輕微顫動的布魯克林懸索大橋上向港口瞭望，在大道上石頭砌成的峽道周圍行走，也足以讓人有所發現和興奮。當然，這麼連續下來兩三天，興奮就會讓位於一種更為激烈的感覺：出奇的寂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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