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3)_茨威格

三三

　　這裡的每一塊石頭都能講述法國歷史，況且這裡離國家圖書館只隔著一條街，我可以在那裡度過整個上午。近在咫尺的，還有藏有繪畫的羅浮宮博物館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蔭大道。我終於住進了一個我一直夢寐以求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搏動法國熱烈而有節奏的心跳的地方，在巴黎的心臟。我還記得，有一次安德烈·紀德來看我時曾經大為驚訝，原來在巴黎的市中心竟有這樣的清靜之處。他說：「我們得讓外國人指給我們看，我們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在哪裡。」的確，可能除了這個位於最充滿生機的世界之城的最中心圈裡的浪漫工作間以外，我再也找不到這麼有巴黎味，同時又這麼遠離人世喧囂的地方了。

　　我當時那麼急不可待地穿行在大街上，看了那麼多，尋找那麼多！我不光要經歷1904年的巴黎；我也用感官、用心靈去尋找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巴黎、拿破崙和大革命的巴黎，要找到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爾札克、左拉和夏爾——路易·菲利浦的巴黎，要找到他們寫到的街道、人物和事件。我堅信，一種注重真實的偉大文學能回饋給它的人民以那麼多永久性的力量。對此我堅信不疑，我在法國一直有這種感覺，現在也不例外，因為在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巴黎之前，經由詩人的表達藝術、小說家、歷史學家、風俗描寫者的描繪，巴黎的一切都讓我在精神上與它變得那麼熟悉。

　　在我與這座城市的相遇中，它們又變得活躍起來；這種實際上的看見，原本只是一種重新認出，是那種古代希臘戲劇式的「重逢」——這是被亞裡士多德高度讚譽為所有藝術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的峰巔。不過，無論是一個民族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那最內在、最隱秘的內容永遠無法通過書本以及哪怕最不怕疲倦的漫遊而得到，要瞭解它總是要經由它最出色的人物。只有通過與活生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友誼，才能領會到一方水土與一方人之間的真正關聯；所有那些從外面觀察到的內容，都是不真實的、太倉促的圖景。

　　我得到了這種友誼，其中最為深厚的是與萊昂·巴紮爾熱特（Leon Bazalgette）的。由於我和維爾哈倫關係非常密切，每星期兩次去聖克魯（Saint.Cloud，在巴黎以西10公里）拜訪他，我有幸沒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陷入那個由國際畫家和文學家組成的「忽悠」圈子。他們去多摩咖啡館（Cafe du Dome），無論在這裡還是在那裡，在慕尼黑、羅馬、柏林，基本上都是同樣的人。我能夠和維爾哈倫一起去拜訪另外一些畫家、詩人，他們身居這座燈紅酒綠、激情任性的城市，每個人都置身在自己富於創造性的靜謐當中，如同生活在一座工作的孤島上。他還看到了雷諾阿的畫室，以及他最出色的學生們。

　　這些印象派畫家的作品，今天人們會出上萬美元，但是那時他們的生存處境與小市民或者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沒有區別。他們住在某個小房子裡，旁邊搭建了畫室，沒有像慕尼黑的倫巴赫（Franz Lenbach）以及其他名人那樣仿造龐貝城豪華別墅來炫耀「排場」。詩人們也和畫家們一樣過著簡樸生活，不久以後我也開始與他們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他們大多在國家機構裡有一個低微的職位，只有很少的分內工作要做。

　　在法國，從上到下都對精神上的成就予以高度尊重，他們多年來就有了一個非常聰明的辦法，給那些從文學創作中所獲收益不大的詩人和作家以一份清閒的差事，比如任命他們擔任海軍部或者參議院的圖書館員。這樣的工作薪水不高，工作也非常少，因為議員們很少會來借書。所以，這位幸運的清閒職位擁有者就可以坐在有品位的、古老的議會大廈裡，窗外就是盧森堡公園，在工作時間內安靜而舒適地寫詩，根本沒必要去考慮稿酬。這種水準不高的固定收入也夠他們的生活所需了。另外一些詩人或者是醫生，比如喬治·杜阿梅爾（Georges Duhamel）和呂克·杜爾丹（Luc Durtain）；或者開一家小小的圖畫商店，像夏爾·維爾德拉克（Charles Vildrac）；有的當中學教師，像儒勒·羅曼（Jule Romains）和讓——裡夏爾·布洛克（Jean Richard Bloch）；有的在哈瓦斯通訊社上班，如保爾·瓦萊裡，或者有的人給出版商幫忙。

　　但是，他們當中沒有哪一位像後來的詩人們那樣自命不凡。這些文學後輩被電影和批量印數給毀了，他們剛一顯示出有那麼一絲藝術鋒芒，就馬上自我陶醉地要過衣豐食足的好日子。當時的那些詩人，在那些位卑的，不帶來任何虛榮的職業中所要的，無非是給外在生活帶來的一點兒安全感而已，這是他們為內心作品的獨立所必需的。有了這種基本保障之後，他們就可以對那些腐朽的巴黎大報不予理睬，不要任何稿酬為那些小文學雜誌寫文章，而這些小雜誌的存在總是需要靠很多人犧牲個人利益才得以維持。他們也能平靜地接受，他們的作品只能在一個文學性的小劇場內上演，他們的名字剛開始只能在自己的圈子裡才為人所知。無論是克羅岱爾（Claudel）、佩吉（Peguy）、羅曼·羅蘭，還是蘇亞雷斯、瓦萊裡，幾十年之內只有極少數文學精英知道他們的名字。在這人人行色匆匆的鬧市裡，他們是唯一一群不急不慢的人。

　　安靜地生活，安靜地為一個遠離「喧囂之地」、默默無聞的圈子而工作，這對他們來說比去出風頭更為重要。他們一點兒也不因為自己的住房像小市民的住房一樣狹窄而感到羞恥，這種生活卻能讓他們在藝術上自由大膽地去思考。他們的妻子親自下廚並招待客人，一切都那麼簡樸，也正因為如此，與這些朋友聚會的晚上就更讓人感到親切。人們坐在廉價的草編椅子上，桌子上馬馬虎虎地鋪著一塊花格臺布。這裡的陳設一點兒也不比同一層樓裡的安裝工家好到哪裡，然而人在這裡感覺到自由和無拘無束。他們沒有電話，沒有打字機，沒有秘書，他們避免一切技術機器，同時也回避精神上的宣傳機器；他們如同在幾千年以前一樣，用手來寫書。即便是在大型出版社如「法國水星出版社」（Mercure de France）也沒有口授打字，沒有複雜的機器。他們不為外表的東西、不為名譽和排場而浪費時間和精力。

　　所有這些法國的年輕詩人，正如同整個民族一樣為自己對生活的樂趣而活著，當然以其最精緻的形式，帶著創造性工作帶來的愉悅。我新贏得的這些朋友為人清白，大大地修正了我對法國詩人的印象。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布爾熱（Paul Bourget，1852—1936）等同代名人所描寫的生活方式，有著天壤之別！對後者來說，「沙龍」就是整個世界。這些詩人朋友的太太們讓我明白，以前我們在家裡從書本上所獲得的對法國女人的印象，是帶著多麼大的、不可饒恕的錯誤！那裡所描繪的女人無非是豔遇、揮霍和照鏡子！我再也沒有在什麼地方比在這個兄弟圈子遇見過更賢惠、更不聲不響的家庭主婦，她們節儉、樸素，即便生活最為艱難時也保持性情愉快，在小得不能再小的灶臺上也能像施展魔法一樣帶來奇跡，她們精心地照料孩子，同時也能在精神上與丈夫心心相印。只有那些作為朋友、作為同道生活在這個圈子裡的人，才能瞭解這個真正的法國。

　　萊昂·巴紮爾熱特在這一代詩人當中的非同尋常之處是，他將自己全部創造力都投入外語作品中，為他自己所喜愛的人傾注所有。我經由朋友和他成了朋友，他的名字如今已經被不公正地遺忘了。他天生就是一位「同壕戰友」，在他身上我認識了一位有血有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他有一種真正的獻身精神，他認為自己人生的唯一任務便是去幫助他那個時代有價值的東西發揮效用，而他自己連作為發現者和支持者理應享受的那份榮耀也不費心去獲得。他那活躍的熱情，完全是道德意識的自然表現。他看上去有些軍人的氣質，雖然他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反軍事主義的人；在與人交往中，他有著戰友的誠摯。

　　他在任何時候都樂於助人，幫人出謀劃策，在誠實方面不折不扣，像鐘錶一樣準時，別人遇到什麼事他都會管，但是從來不牟取一己之私。如果是為了朋友的話，時間他不吝惜，金錢他也不吝惜；他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一小群精心挑選的人。他花了十年時間，翻譯了惠特曼的全部詩歌，撰寫了一部里程碑式的惠特曼傳記，以便讓法國人能更好地瞭解這位美國詩人。他想以這位自由的、熱愛世界的人為榜樣，將法國人的精神視野引向超出自己國土的地方，讓同胞變得更有男子漢氣概、更像戰友一般，這是他的人生目標。他是最好的法國人，同時也是一個最充滿激情的民族主義反對者。

　　我們很快就成了情投意合、如兄弟般的朋友，因為我們倆都不去考慮祖國；因為我們倆都熱衷於投身外語詩歌的翻譯，不求什麼外在的好處；因為我們倆都把精神上的獨立視為生活中最首要、最終極的價值。我從他那裡第一次瞭解到「地下的」法國。當我後來在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中讀到奧裡維是怎樣面對那位德國人約翰·克利斯朵夫時，我仿佛覺得書中描寫的就是我和萊昂·巴紮爾熱特之間的親身經歷。我們的友誼中最美好、最令我最難忘的是，它總能夠戰勝一個棘手的難點，而這個難點所具有的強大排斥性，在平時會讓兩個作家之間誠實而衷心的密切關係產生阻礙。這個難點便是：他對我當時所寫的全部東西，都帶著他那優雅的誠懇而予以徹底拒絕。他喜歡我本人，對於我投身翻譯維爾哈倫的作品他也心存感謝和尊重；每次我來巴黎，他都心懷誠摯地站在站台上，總是第一個問候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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