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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有一次,我親眼看到瑪德蓮教堂附近的一家高級餐館拉律餐館(Larue bei der Madeleine)進來了一群參加受洗禮的諾曼底富裕農民。他們穿著本村的傳統服裝,沉重的鞋就像馬蹄子一樣踩在地上咚咚作響,頭髮上抹著厚厚的髮油,那味道重得連在廚房裡都能聞到。他們大聲地說話,喝得越多聲音越高,毫無顧忌地笑著摸胖太太的屁股。他們是真正的農民,坐在光鮮的燕尾服和濃妝豔抹的人群當中,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自在。那些臉刮得像鏡子一樣平滑的侍者也不對他們撅鼻子,不像在德國或者英國侍者會對鄉下人會做的那樣,而是同樣客氣地、毫無瑕疵地為他們提供服務,仿佛他們是部長或者內閣成員一樣。梅特爾大飯店甚至還特別歡迎那些不拘小節的顧客,把這當成樂趣。巴黎人只知道對立的事物可以並存,沒有高下之分;在豪華的大街和旁邊肮髒的小巷之間沒有看得見的界限,到處都同樣活躍而愉快。

  在郊外的庭院裡,有街頭藝人在演奏,從窗戶裡可以聽到縫紉女工邊工作邊唱歌。空氣中不時飄蕩著歡笑聲或親切的呼喚聲。當兩位馬車夫發生「口角」後,他們也會在事後握手言和,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上幾顆牡蠣——那是極其廉價的。沒有什麼事情是棘手的或者難以通融的。跟女人搭上關係容易,擺脫關係也容易:每個鍋都能找到鍋蓋,每個年輕男人都能找到一個愉快的、不裝腔作勢、不拘謹扭捏的女友。啊,在巴黎,人生活得多麼輕鬆,多麼美好,尤其是年輕人!東遊西逛也是一種樂趣,同時也是在上一門課。

  因為所有東西都對所有人敞開:你可以走進一家街頭書店,看一刻鐘的書,店主人也不會有任何抱怨;你可以走進小畫廊,可以在舊貨商店裡磨磨蹭蹭地挑看東西;你可以到德魯奧特大飯店(Hotel Drouot)的拍賣現場湊熱鬧,也可以跟花園裡的女管家聊聊天。如果出來閒逛的話,街頭會對人產生磁鐵般的吸引力,向人展示出萬花筒一般令人無法抗拒的新東西;要是感到累了,可以隨便在上萬家咖啡館中某一家的平臺上坐下,用咖啡館提供的免費信紙寫信,同時讓街頭小販們向你兜售那些完全多餘的破爛貨。在巴黎只有一件事是難以做到的:留在家裡或者動身回家,尤其當春天已經開始破門而入之時,陽光讓塞納河閃著柔和的銀光,林蔭大道上的樹木開始吐出新綠,年輕的姑娘們胸前別著花一個蘇買來的紫羅蘭。不過,要想在巴黎過得心情愉快,真的用不著非在春天不可。

  我滯留在巴黎時,這座城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地鐵和汽車融匯成一個整體。那時的主要交通工具仍然是公交馬車,由那些肥壯的、渾身冒著熱氣的馬來拉著。不過,幾乎沒有什麼比從「帝國」雙層公共汽車的頂層上或者從敞篷馬車上能更好地發現巴黎了,它們也都行駛得不那麼快。不過,想從蒙馬特到蒙巴拿斯去一趟,也算是一個小旅行了。考慮到巴黎小市民的節儉,我覺得這樣的傳說完全是可信的:住在巴黎左岸的人,從來沒有到右岸去過;有些孩子只在盧森堡公園玩過,從來沒見過杜伊勒裡花園或者蒙索公園。真正的市民或者說守家在地的人很願意待在自己的城區,他們在「大巴黎」中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小巴黎」,而且每個這種小圈子都有自己明顯的特徵,甚至帶著某些外省的鄉土特色。所以,對於一個外來人來說,選擇在哪裡住下來,還真得斟酌一番。拉丁區對我已經不再有誘惑力了。

  先前,當我二十歲短期來巴黎時,一下火車就沖向那裡,在第一個晚上已經坐到「瓦歇特」(Vachette)咖啡館,滿懷敬畏之情讓人給我看詩人魏爾倫曾經坐過的地方,還有那個大理石桌子——魏爾倫在醉意闌珊時總是用他那沉重的手杖一邊生氣地敲打它,一邊讓別人尊敬他。出於對他的崇拜,我這位滴酒不沾的詩人追隨者還喝了一杯苦艾酒,雖然這種綠色的釀物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我還是認為,作為一位滿心敬畏的年輕人,我有義務在巴黎的拉丁區必須依照法國詩人的儀式行事。當時出於對風格的感覺,我寧願住在索邦大學附近的一個六層閣樓上,以便能原汁原味地經歷我通過書籍所瞭解的那種拉丁區的「真正」氛圍。二十五歲的我就不再有那麼天真的浪漫感覺了,大學生區對我來說太國際化、太不巴黎了。尤其需要考慮的是,我選擇長期住處不要依據文學上的追憶情懷,而是要盡可能有利於自己的工作。

  我馬上開始到處去看一番。從有利於工作的角度看,那個高雅的巴黎——香榭麗舍大道——根本不合適,「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周圍的那個地區就更不合適,那裡是巴爾幹半島有錢人的聚會場所,除了侍者以外幾乎沒有人講法語。倒是聖敘爾比斯(Saint-Sulpice)附近那種教堂和修道院遍佈的氣氛,對我更有吸引力:裡爾克和蘇亞雷斯也曾經喜歡在那裡居住;我最願意的是,但願能在聖路易河心島(Ile St.Louis)上找到一個住所,可以將塞納河的左岸和右岸聯結起來。但是,在第一個星期內,我在散步時就找到了一個更美的地方。我遊蕩在皇家宮殿的畫廊,發現在那些由「平等公爵」在18世紀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宅區中,有一幢當年的體面府邸,現在落魄為一家簡陋的小旅館。我讓人帶我去看一個房間,吃驚地注意到,這窗戶朝向皇宮花園。花園在黃昏降臨時就關閉了,只能模糊地聽到城市隱約的喧囂,那節奏如同無休止的波濤拍打著遠處的海岸。雕像在月光中閃耀著亮光,有時候大清早風會將「市場大廳」裡蔬菜的香味吹送過來。

  ①安德烈·蘇亞雷斯(André Suarès,1868—1948),法國詩人。自1912年起,與安德烈·紀德、保羅·克羅岱爾、保羅·瓦萊裡一起被稱為著名的文學期刊《新法蘭西評論》的四大台柱。著有小說《馬賽》。

  ①「平等公爵」即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約瑟夫(1747—1793),在法國大革命中支持第三等級,主動放棄貴族稱號,更名為菲利普·平等。1791年,他參加雅各賓俱樂部,投票贊成處死國王,後來自己被革命法庭以叛國罪處死。

  在這座歷史性的王宮建築中,18世紀、19世紀的詩人、政治家們曾經在這裡住過。斜對面的那座房子,是我非常喜愛的女詩人瑪塞利娜·代博爾德——瓦爾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巴爾札克和維克多·雨果曾經多次攀上近百個狹窄臺階造訪女詩人;那個閃耀著大理石光亮的地方,是卡米耶·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向巴黎人民發出衝擊巴士底監獄號召的地方;那裡曾經是鋪著地毯的通道,那位貧窮的小個子波拿巴少尉曾經在一群地位顯赫,並不十分具有美德特性的太太們當中尋找提攜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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