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8)_茨威格

二八

　　不管怎樣，對於這樣一位有魔力的人物，能夠在他早年與他相遇相識，在他還能夠友好地、不那麼教條地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時結識他，這對我來說是不可低估的收穫。從他那既引人入勝又十分深奧的學問中我認識到：我們讀了高中就曾經覺得自己已經學識淵博了，而真正的淵博，絕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依靠泛泛閱讀和討論就可以獲得，那是需要經年累月的刻苦努力才能獲得。

　　那還是一個兼容並蓄的時代，建立友誼還相對容易，社會或者政治上的差異還沒有那麼無法調和。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位年輕人從與自己一起努力的同道人那裡會比從高於自己的人那裡學到更為重要的東西。我又一次感覺到，集體性的熱忱投入會帶來怎樣豐碩的成果——這次是在比中學更高的、國際性的層次上。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幾乎都出身市民階層，甚至百分之九十是猶太市民階層，我們的興趣大同小異，在朋友圈中無非讓自己的興趣得以加倍或者翻番地增長。但是，這個新世界裡的年輕人卻來自完全不同的階層，有上層的，也有下層的，有普魯士貴族家庭的公子，也有漢堡船主的兒子，而另外一個很可能來自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家庭。

　　我突然置身於這樣的一個圈子，這裡也有身著衣衫襤褸的真正窮人，這個圈子是我在維也納時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我與酒徒、同性戀、吸毒者同坐在一張桌子旁，不無驕傲地與一位有名的、被判過刑的詐騙犯握手（他從監獄出來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因此加入我們作家群裡面）。所有那些我在現實主義小說中裡讀到過卻幾乎無法相信的東西，都堆擠在這樣的小酒館或者咖啡館裡。我被帶進這樣的地方，一個人的名聲越差，我想去認識這個人的興趣就會越強烈。這種對身處岌岌可危境遇者所持有的好感和好奇，伴隨了我整個一生。即便後來到了本該慎重擇友的年齡，我的朋友們還經常指責我在與一些如何缺乏道德感、不可靠、真正一無是處的人打交道。

　　也許正是我出身的那個階層所強調的團結感以及另外一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我感覺「太平無虞」這一情結是負擔——才讓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是那麼令人著迷：他們對自己的生命、時間、金錢、健康、名譽大手大腳，對待它們幾乎可以說是帶著某種蔑視，這是些為激情所驅使、生存沒有任何目標的狂人。也許在我的長篇和中篇小說裡，人們可以看到我對這種濃烈的、不受任何羈絆的自然本色的偏愛。此外，這裡還有來自異域風情的外國因素所帶來的刺激。他們當中的每一個幾乎都能給我的好奇心帶來一份來自陌生世界的禮物。

　　來自德羅霍畢茨（Drohobycz）^①的畫家埃·莫·利林（E.M.Lilien）是一位貧窮的、信奉正統猶太教的旋木工的兒子，在他這裡，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東部猶太人，從而也瞭解了猶太教。在那之前，我對這個宗教中所蘊含的力量、那種堅韌的狂熱根本不瞭解；一個年輕的俄國人給我翻譯了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美的片段；一個漂亮的瑞典人讓我第一次看到蒙克的畫；我也在畫家們（糟糕的畫家）的畫室裡滯留，觀察他們的繪畫技術；一位信徒將我帶到某個宗教圈子：這些活動讓我感受到生活的千般形式和多樣性，對此我感到津津有味。我帶著自己在中學時將注意力投射到純粹的形式、韻律、詩句、詞匯上的力度，現在將注意力投射到人的身上。在柏林，從早到晚我總是在和各種新結識的人在一起，有興奮也有失望，甚至也被他們所欺騙。我想，我十年裡所收穫的精神上的交往還不如在柏林短短一個學期那麼多，這是徹底自由的第一步。

　　①歷史上一座猶太人聚居的東歐城鎮，位於今天的烏克蘭。這座小城在1918年之前屬奧匈帝國，1919—1939年屬波蘭，居民當中有大量猶太人，這裡也有全波蘭最大的猶太教堂。根據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條款，蘇聯紅軍在1939年佔領該城。1941年，德國在發動進攻蘇聯後奪回該城，將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實施滅絕；1945年，該城又易手為蘇聯紅軍佔領，將該城劃歸為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城裡的波蘭人被驅逐。

　　這種不可思議的多種啟發，原本意味著我的創作興趣也會有不同尋常的提升，似乎可以說理當如此，而實際上的情況正好相反。我在中學時代由於精神上的興奮而陡然升起的自信，令人憂慮地消失了。在那本不成熟的詩集出版四個月以後，我簡直不能理解自己當初怎麼有勇氣把它拿出來。我仍然覺得那些詩句是很好的、很有技巧，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令人矚目的藝術工藝品，來自雄心勃勃的對於詩歌形式的遊戲樂趣，但是那裡面的感傷情緒不是真正的。同樣，在與真實有了這樣的接觸以後，我也感覺自己第一個中篇小說中有種在稿紙上噴灑過香水的味道。這些作品都是在對現實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寫就的，用的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二手技巧。

　　我來柏林時，帶來了一部只剩下一章還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手稿，本來是要讓我的出版人高興一下的，但是手稿很快就被我扔進火爐裡，因為在看到真實生活之後，我對自己的中學生能力的信任遭到了沉重一擊。對我來說，那就好像在學校裡被留級一年一樣。的確，在出版了第一部詩集以後，我過了六年才出版第二部詩集，再往後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這期間，我遵照詩人戴默爾的忠告，將時間用在翻譯上。對這一忠告，我現在仍然心存感激。到今天我也仍然認為，對一位年輕詩人來說，翻譯外文的文學作品是去更深地瞭解自身語言的精髓、去創造性地掌握這一語言的最好機會。

　　我翻譯波德萊爾的詩歌，還有魏爾倫、濟慈、威廉·莫裡斯的一些詩歌，夏爾·范·萊爾貝爾赫（Charles van Lerberghe）的一個小劇本，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le Lemonnier）的小說《熟能生巧》。正因為每一種外語中那些最為獨特的約定俗成的用法會抵抗任何模仿，這才對語言表達力構成了平時不會遇到的挑戰。這種鬥爭——不屈不撓地強行將外語變為自己的語言，強行將自己的語言變得富有彈性——對我來說總是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藝術樂趣。這種默默無聞、費力不討好的工作需要耐心和韌性，而這兩種美德被我在中學時代出於輕率和魯莽而拋棄了。現在，我格外喜歡這項工作，因為在介紹藝術名著這項樸素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有一種確鑿無疑的感覺：我在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也算不枉此生。

　　在內心深處，我已經清楚自己接下來幾年要走的路：多看，多學，然後才真正開始！不要帶著倉促發表的作品來面對這個世界，而是首先瞭解這個世界的本質內容！柏林的玉液瓊漿讓我變得對世界更如饑似渴。我在考慮暑假的旅行去哪個國家。我選擇了比利時。在世紀之交，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藝術飛躍，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其力度跟法國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繪畫界的克諾普夫（Khnopff）、羅普斯（Rops），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 Meunier）、米納（Minne），工藝美術界的範·德·韋爾德（van der Velde），詩歌界的梅特林克（Maeterlinck）、埃克豪特（Eekhoud）、勒蒙尼耶，他們都表明了新的歐洲藝術力量所在。尤其讓我入迷的是艾彌爾·維爾哈倫（Emile Verhaeren），因為他的抒情詩完全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我發現了這位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詩人——官方的文學界很長時間將他與魏爾倫相混淆，就如同將羅曼·羅蘭與羅斯丹（Rostand）弄混一樣。可以獨自去熱愛一個人，這也總是意味著雙倍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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