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6)_茨威格

二六

　　我敢肯定，如果不是身在國外的話，我肯定不會有勇氣寫出那個最初的設想。還在萌芽和成長的狀態，人們就會把它給毀了。謝天謝地，我把它拿出來時，那已經成形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接著他非常懊喪地談到維也納，最大的阻力來自這裡而不是外面。新的推動力尤其來自東部，現在也有來自美國的了，但是他已經感到太累了。「從根本上，」他說，「我的錯誤在於動手太晚了。維克多·阿德勒在三十歲時已經是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在他最年富力強、最能進行戰鬥的年齡，更不用說歷史上的那些大人物了。您知道，我在頭腦中為那些失去的歲月感到難過——那些我沒有早些投身到這項工作中的歲月。要是我的健康如同我的意志一樣旺盛，一切就都好辦了。可惜，人無法贖回逝去的歲月。」

　　我還陪著他走了一段長路，一直到他家門口。他站住，將手伸給我：「為什麼您從來不來看我？您還從來沒有來過我家裡。您提前給我電話，我把時間騰出來。」我答應了他，但是決定不兌現這個承諾：越愛戴一個人，我就會越敬重他的時間。

　　不過我還是去了他的家，就在幾個月以後。他的病——曾經讓他身體前躬的病——現在突然發作了，現在我只能陪伴他走向墓地了。那是一個特殊的日子，7月裡的一天，對於每個親歷這一場景的人都是難以忘懷的一天。因為突然之間，這座城市的各個車站，每一輛火車，黑夜白晝，都是從各國各地趕來的人，他們是來自東部的、西部的、俄國的、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不同的省份和小城市突然蜂擁而至，噩耗帶來的震驚還寫在他們的臉上。人們從來沒有比現在更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偉大運動的領導人在這裡被抬往墳墓；而此前，爭吵和辯論曾經讓人們對此視而不見。送葬的隊伍一眼望不到盡頭。

　　維也納突然意識到，這位離世的人不光是一位作家或者一位普通詩人，而是一位思想理念的塑造者：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需要經歷很久才會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勝利地挺立出來。墓地出現了騷動：太多人突然湧向他的靈柩，啼哭著、悲號著、大喊著陷入一種難以控制的爆發式絕望當中，那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暴躁、一種怒火。一切秩序都被一種根本的極度悲傷所打破，葬禮上的這番情形我此前從來沒有看到過，此後也沒有。這上百萬人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巨大的、撞擊性的痛苦，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位孤獨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將多少激情和希望釋放到這個世界上。

　　我能隆重地邁入《新自由報》的副刊，於我的真正意義是在私人方面。在家人面前，我贏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說服力。我父母很少與文學打交道，他們也不做任何評價。對於我父母以及整個維也納的市民社會來說，《新自由報》讚揚的東西便是重要的，那裡忽略或者批評的東西都是不值一提的。發表在副刊上的文章，在他們看來都是獲得最高權威認可的；能在那裡發表見解或者做出評判的人，光因為獲得那裡的一席之地已經足以收穫人們的尊重。

　　您可以想像一個這樣的家庭，他們每天帶著敬畏和期待將目光投到這份報紙的第一頁上，某天早晨他們難以置信地發現，這位並不那麼有條理的十九歲年輕人，這位跟他們一起坐在桌邊的人，這位在學校裡根本不出類拔萃的人，居然能在這個責任重大的地方，在那些著名的、經驗豐富的男人名字中間找到發表自己看法的一席之地，而此前他們帶著善意把我寫的東西當成「沒有危險的」遊戲來接受（反正比打牌或者跟輕佻的姑娘調情好），他們在家裡也從來沒有重視過的看法。假如我寫出來的是像濟慈、荷爾德林、雪萊那樣最美的詩作，也許不會讓周圍人能對我這樣刮目相看。每當我走進劇院，總會有人對我這個以神秘莫測的方式打進長老和德高望重者行列的毛頭小夥指指點點。

　　由於我經常或者甚至說定期在《新自由報》副刊上發表作品，我很快就面臨著成為一位在當地受尊敬之人物的危險。我幸運地及時擺脫了這種危險：一天早晨我告知父母說，自己想在下個學期去柏林學習，這讓他們吃驚不小。我的家庭對我或者說對投給我金色影子的《新自由報》太過尊重，他們無法不滿足我的願望。

　　我當然沒有想去柏林「讀大學」。我在那裡如同在維也納一樣，一個學期只去大學兩次，第一次去是為了辦聽課註冊，第二次是去提交所謂的聽課證明，接受檢查。我在柏林想要尋找的，既不是同學也不是好教授，而是一種更高級、更完美的自由。在維也納我還是覺得被束縛在圈子之內。我所交往的文學界同仁，幾乎都和我自己一樣來自猶太——市民社會這一階層。在這座狹小的城市裡，大家都彼此知道對方是誰，我無可回避地是那個「好」家庭的兒子，而我對那個「好」社會已經感到厭倦；我甚至願意進入一個特別的「壞」社會，一種沒有強迫、沒有制約的生存形式。

　　至於誰在柏林的大學裡講授什麼，這些信息我從來沒有去課程目錄裡查看。對我來說，知道那裡的「新」文學比在我們這裡表現得更活躍、更激蕩，這理由已經足夠了。在那裡可以與戴默爾以及年輕一代的其他詩人相遇，在那裡不斷有新的雜誌、歌舞劇場、話劇場成立。總之，用維也納的話說，那裡就是一個總有什麼事發生的地方。

　　的確，我是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時刻來到柏林。自從1870年以來，柏林從一個非常理性、小小的、也不富裕的普魯士王國的首都一躍成為德意志皇帝駐蹕的都城，這讓施普雷河畔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推動力。不過，在藝術和文化活動方面的領軍形象還沒有落到柏林身上：畫家和詩人讓慕尼黑成為真正的藝術中心，德累斯頓的歌劇院主導著音樂領域，那些小型的王室都城都在將有價值潛力的因素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來。尤其是維也納，在很多方面——它的百年傳統，被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天才人物——當時都要遠遠勝出柏林。不過，最近若干年德國經濟的迅猛崛起開始讓柏林有了翻身之日。

　　大公司、資財雄厚的家庭搬遷到了柏林，新財富帶著強勁的大膽嘗試精神給這裡的建築設計和劇院給這座城市帶來的機會，要勝過任何一座德國城市。在威廉皇帝的保護之下，博物館的規模在擴大；這裡的話劇院，有奧托·布拉姆（Otto Brahm）這樣的模範領導者。正因為這裡沒有真正的傳統，沒有幾百年古老文化的存在，年輕人被吸引到這裡進行各種嘗試。畢竟，傳統也總是意味著阻礙。面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大膽試驗，維也納這座受到傳統的束縛，對自身的過去頂禮膜拜的城市，表現出謹慎觀望的態度，而柏林正想迅速以富有個性的形式來打扮自己，正在尋找新的東西。毫不奇怪，整個帝國範圍內，甚至奧地利的年輕人都湧向柏林，他們當中的那些天才也真正獲得了成功。維也納人馬克斯·賴因哈德在柏林用了兩年就獲得的職位，如果在維也納的話，他需要耐心地等上二十年。

　　正當柏林處在從一個王國首都到世界城市的過渡階段，我來到了柏林。在維也納看到了太多從了不起的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美，到柏林後的第一印象更多是失望。柏林決定性地向西擴展——在那裡要出現一些新建築物，而不是像締爾園^①別墅那樣的奢華建築——還剛剛開始；腓特烈大街和萊比錫大街仍然是城市的中心，這裡的建築物單調，裝飾顯得那麼笨拙。要想去郊區維爾默多夫（Wilmersdorf）、尼古拉湖（Nikolassee）、施特格利茨（Steglitz）還只能頗費周折乘有軌電車；要想去有著美麗的植物風光的馬克湖區，那不啻一次探險旅行。除了那條古老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根本沒有維也納那樣的環城車道；由於普魯士式的節儉，也根本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高雅奢華。女人們穿著自己剪裁的，沒有任何裝飾的衣服去劇院。

　　①締爾園（Tiergarten），字面含義為「動物園」，是從勃蘭登堡門（從皇宮向西出內城的大門，為柏林的標誌性建築）向西的一塊綠地園林，裡面點綴著若干高級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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