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5)_茨威格

二五

　　赫爾茨爾剛開始也許還覺得這是人們對他有誤解。在維也納，他多年受到人們的愛戴，他也視這裡為最安全的地方，但是這裡的人卻背棄了他，甚至嘲笑他。然而，帶著巨大的力量和喜悅的回應突然來到了，這甚至把他給嚇著了：他只用了那麼幾頁紙就在這個世界上引發了那麼大的一場運動。這場運動當然不是來自西部那些生活舒適，有著良好社會地位的猶太市民階層，而是來自東部的廣大群體，那些生活在加里西亞、波蘭和俄國的猶太人聚居區中的無產者。赫爾茨爾根本沒有想到，他這本小冊子在那些素不相識的人當中，讓灰燼中猶太文化滾燙的炭火重新燃起火苗：千年的彌賽亞夢想，神聖的經書中所強調的回歸到上帝稱許的土地。

　　這種希望，同時也是一種宗教信念，讓那些數百萬受虐待、受奴役的人感受到，這是生活唯一的意義所在。在這兩千年散居世界各地的過程中，每當有人——先知或者騙子——撥動這根琴弦，這個民族的靈魂就湧動起來，不過還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強烈，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帶著咆哮般的迴響。一個人用幾十頁紙將那些星散各地、毫不相干的人群變成一個整體。

　　這最初的瞬間，當理念還如夢一般沒有定型時，肯定也是赫爾茨爾短暫的生命中最為幸福的時刻。一旦他開始試圖將這個目標固定在實際的空間，將各種力量聯結在一起時，他就不得不承認，他的這個猶太民族是多麼分化：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民族當中，有著各不相同的命運；這裡是嚴格信奉宗教的，那裡是自由思想的；這裡是社會主義的猶太人，那裡是資本主義的猶太人，他們用各種語言彼此相爭，大家都不願意服從一個統一的權威。我第一次見到他的那一年，1901年，他正處在鬥爭當中，也許他也在與自己進行鬥爭。他還不能放棄這個讓他養家糊口的職位，他還必須將自己分身於渺小的報紙編輯工作與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之間。當時接待我的那個人，還是那位文藝副刊主編特奧多爾·赫爾茨爾。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站起身來跟我打招呼。我不由自主地感覺到，那個含沙射影帶著惡意的綽號「錫安國王」還真是一語中的。他看起來真的像個國王，高聳開闊的額頭，清晰的面部輪廓，長長的、幾乎是青藍色的佈道者鬍鬚，深藍色的憂鬱眼睛。他那大幅度的、有些戲劇化的手勢在他這裡一點兒也不顯得做作，因為這些動作都出自一種自然而然的威嚴，他也根本用不著特地在我面前顯得自己是個多麼重要的人物。即便在這個極為狹窄，只有一個窗戶的編輯辦公室裡，坐在一張已經用舊了，堆滿了紙張的辦公桌前，他也好像一個貝都因部落^①的頭人一樣。

　　①貝都因人（德語Beduine）是對生活在阿拉伯半島和北非沙漠地區的一個遊牧民族的稱呼，源於阿拉伯語中的badawi，意為「非定居的」「遊牧的」。這一遊牧民族自稱為arab，將定居民族稱為hadar。

　　要是他穿的是一件下垂飄然的白色貝都因長衫，也一樣會顯得自然得體，就如同他現在穿著精心剪裁的，顯然是依照巴黎樣式製作的黑色圓角長禮服一樣。在一個有意保持的簡短停頓——正如我後來經常觀察到的那樣，他喜歡這種不起眼的效果，這可能是他在城堡劇院學來的——以後，他居高臨下然而還是帶著善意將手伸給我。他手指自己旁邊的沙發，問我：「我覺得，您的名字我已經在什麼地方聽到過，或者讀到過。詩歌，對嗎？」我不得不承認。「現在呢，」他仰身說，「您給我帶來了什麼？」

　　我回答說，自己很想投稿一份小小的散文作品，然後遞給他手稿。他看著首頁，翻著手稿直到最後一頁，以便估算一下長度，然後在長背座椅上再往後靠一靠。讓我吃驚的是（我根本沒敢這麼指望），我注意到他開始讀我的稿子。他讀得很慢，翻過一頁也不抬頭。等到他讀完了最後一頁，他慢慢地將手稿卷起來，做得很複雜，但是仍然沒有看我。他將手稿裝進一個稿件袋，用藍色的筆在上面做了一個標記。等到用這個神秘莫測的做法讓我緊張得時間夠長了以後，他才將深沉的目光轉向我，帶著有意識的、緩慢的莊重對我說：「我很高興能告知您，您那篇美麗的散文被《新自由報》接受了。」這場景，就好像拿破崙在戰場上將一枚榮譽軍團的十字勳章別在一位年輕中士的胸前一樣。

　　這原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只有維也納人，也只有那一代的維也納人才明白，這種提攜能幫助人邁出多麼大的一步。這樣一來，我以十九歲的年齡一夜之間就躋身于名人的行列當中。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從一開始就對我讚賞有加，他還馬上利用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人們不應該以為維也納藝術界會凋零，正好相反，在霍夫曼斯塔爾之外，維也納還有一批年輕的天才，對他們抱有怎樣的期待都不會過分：他第一個提到的是我的名字。我一直覺得那是一種特別的獎項，有特奧多爾·赫爾茨爾這樣分量的人物第一個站出來，在一個能讓人看到同時也是有很大責任的位置上替我說話。這也讓我後來的那個決定變得非常困難——好像我不知道「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這個道理似的：我沒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去加入甚至共同領導他發起的猶太復國運動。

　　但是，我不願意讓自己真正和他的這個事情攪在一起。讓我發怵的主要是那種尊重感的缺乏。今天我們都難以想像會有那樣毫無尊重可言的方式，而恰好是赫爾茨爾自己的同路人對他持有這種態度：東部猶太人指責他根本不懂猶太文化，連猶太風俗都不知道；國民經濟學家把他當成一個副刊專欄作家。每個人都對他有所指責，提出自己的不滿，而且在這樣做時並非總是帶著敬意。我知道赫爾茨爾曾經善待和幫助過很多失意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這個圈子裡一直有的那種尋釁的、自以為是的反對派姿態，缺少實在的、真心的從屬精神，讓我覺得自己跟這個運動有疏離感，雖然我一度因為赫爾茨爾而懷著好奇走近它。有一次我曾經和赫爾茨爾談到這個話題，我公開承認自己對他的隊伍中缺少規矩的情形很不受用。他有些苦澀地笑了笑，說：「您別忘記，我們幾千年來都在面對問題，都習慣了跟理念爭吵。

　　我們猶太人在兩千年的歷史上沒有實踐，沒有給世界帶來什麼『真實的』東西。無條件的獻身精神也是需要學的，我自己到了今天還沒有學到手，因為我自己還在不時地寫專欄，我還是《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按說我的責任是，除了那件事以外不要有任何想法，不要在稿紙上寫任何東西。不過，我已經在改進自己，我一定要自己先學會獻身，也許其他人會跟我一起學。」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他這番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們都不理解，為什麼過了那麼長時間他還不決定放棄《新自由報》的職位，我們以為他是出於養家的考慮。很久以後世人才知道，事情並非如此，他甚至將自己的私人財產都奉獻給了那件事。在這種矛盾中，他自己經歷著怎樣的痛苦，不光體現在這段談話上，他日記中的許多內容都是內心痛苦的明證。

　　以後我還見到過他很多次，但是在多次相遇中只有一次於我如此重要，它保留在我的回憶中，令我難以忘懷，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我曾經去了國外一段時間，期間與維也納只保留著通信聯繫。終於有一天我在城市公園中碰到他了。他好像是從編輯部出來，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著。他不再有過去那種健步如飛的步伐了。我禮貌地向他致意，想與他擦肩而過，但是他快速向我走過來，把手伸給我說：「為什麼您要躲起來？您根本沒必要這麼做。」他很贊同我經常去國外的做法。「這是我們唯一的路，」他說，「我所瞭解的事情，都是在國外學到的。只有在國外，一個人才能學會保持距離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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