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4)_茨威格

二四

　　這個「進步」的聖殿裡還有一個特別的神壇，即被稱為「文藝副刊」的那一部分，正如巴黎的大報《時報》和《論壇報》所做的那樣，在與那些政治的、日常的時效性信息明確分割開的欄目中，他們刊登關於詩歌、戲劇、音樂和藝術最有分量、最精闢的評論。在這裡，只有那些早已被認可的權威才能發言。只有具備了精闢的見解，多年的比較經驗，對藝術形式的完美掌握，一位作者才有可能經過多年考驗後被召喚到這神聖之地。施派德爾（Ludwig Speidel）這位「小藝術」^①大師以及漢斯利克（Edward Hanslick）在這裡主評戲劇和音樂，他們的評論所具有的聖父般的權威性與聖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在巴黎主持的「星期一評論」一般無二。

　　①「小藝術」（Kleinkunst）指一類小型的戲劇和音樂的舞臺表演，主要是那種在1920年以後被稱為「卡芭蕾」的舞臺劇以及偶戲、魔術表演等。

　　在維也納，他們給出的「行」或者「不行」能決定一部作品、一齣戲劇或者一本書的命運，與之連在一起的往往也是一個人的命運。這裡發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當時知識界的每日話題，這些作品會受到討論、批評、讚歎、痛恨。每一次有新名字出現在早已得到尊敬和認可的「副刊作者」名單當中，就是一件轟動性的大事。在年輕一代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爾有機會在那裡發表幾篇他的精彩文章。其餘的年輕作者，只好滿足於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文學報紙上不起眼的後面幾頁。誰能給《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寫頭版，對維也納來說，他的名字就被刻到大理石豐碑上了。

　　我如何有如此這般的勇氣，將自己的一個小小作品投稿給《新自由報》——對我的父輩和家鄉來說，這份報紙幾乎如同最高的神諭一樣——今天我已經想不起來了。不過，最壞的結局也無非是被拒絕而已。每個星期當中只有一天的下午兩點到三點，副刊主編才接待來訪者。因為要經常接待那些著名的、固定的撰稿人，主編很少有時間花在處理投稿者的稿件上。我心怦怦跳著走上狹窄的旋轉樓梯，來到辦公室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幾分鐘以後雜役回來說，副刊主編先生有請，於是我走進那個狹長的小房間。

　　《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主編名叫特奧多爾·赫爾茨爾（Theodor Herzl）。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與一位能載入世界史的重量級人物面對面站在一起。當然，他自己還不知道，他本人註定要給猶太民族的命運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帶來怎樣巨大的轉折。當時，他的態度還是經常矛盾的，不那麼一目了然。他從詩歌寫作開始，很早就顯示出奪目的報人天賦。他先是擔任駐巴黎的通訊記者，然後作為《新自由報》副刊的專欄作家而深受維也納讀者的青睞。

　　他的文章富於敏銳，往往也是睿智的觀察和優雅的筆調，帶著一種高雅的魅力，哪怕是涉及批評這類尖刻的內容也不會失去那與生俱來的高貴氣質。這是人們在報刊中能讀到的最有文化修養的文章，能讓一座習慣於欣賞精細感覺的城市為之傾倒，這些文章直到今天仍然散發著魔力。他的一個劇本也曾在城堡劇院上演，大獲成功。現在，他是一個有名望的人，被青年當成神一樣的偶像，被我的父輩所尊重。直到那一天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之事，他的人生從此改變了。命運總是能夠想辦法來找到它那隱秘目標所需要的人，哪怕這個人想把自己隱藏起來。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巴黎的一個經歷震撼了他的靈魂，這是一個改變了他全部生活的時刻：作為一名記者，他列席了對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當眾貶黜。他親眼看見了人們將他的肩章撕下時，這位臉色蒼白的人大喊：「我無罪！」在這一時刻，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內心最深處透徹地明白德雷福斯是清白的：那些可怕的背叛嫌疑之所以被強加到他身上，那是因為他是猶太人。在大學時期，帶著正直的男子漢氣概的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就曾經為猶太人的命運感到痛苦。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他那先知般的直覺，他已經提前感受到了整個悲劇，因為在當時還幾乎看不出真的會有厄運當頭。

　　他天生有著領袖的感覺，而且相貌堂堂，思想上的博大深邃和淵博知識都使他不愧為一個領袖人物。他當時已經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計劃，要讓猶太人面臨的痛苦命運有一個最終的完結，那便是通過自願受洗讓猶太教和基督教統一起來。他曾經設想過這樣的戲劇性場景：他將成千上萬的奧地利猶太人帶進斯特凡大教堂，以一幕堪為樣板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場景，讓這個被驅逐、沒有家鄉的民族從遭受歧視和仇恨的詛咒中解脫出來。很快他就認識到這個計劃不可行。

　　有那麼一些年，分內的工作將他的精力從這個他此生註定要去解決的「原問題」上轉移開了。而今，在德雷福斯遭到貶黜這一刻，他的民族永遠遭受鄙視的這一想法湧上心頭，就像匕首一樣紮進他的胸膛。如果隔離是不可回避的，那麼就徹底隔離好了！如果命運讓我們一再承受屈辱，那麼我們就以自豪來面對它；如果我們因為沒有家鄉而受難，那麼我們就建設一個自己的家鄉！於是，他出版了一個小冊子《猶太國》。他在這裡宣告：對猶太人來說，所有的融入努力，對徹底寬容所抱有的一切希望，在猶太民族身上都不可能發生。必須在過去的家鄉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自己的新家園。

　　當這本簡短卻劍拔弩張的小冊子出版時，我還在上中學。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來，當時維也納的市民——猶太人階層普遍有著怎樣的吃驚和憤怒。他們滿不高興地說：這位平時那麼聰明、風趣，有教養的作家哪根筋不對勁兒了？他在幹什麼，寫什麼蠢事？為什麼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的語言是德語，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家園是美麗的奧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治下，我們過得不是好極了嗎？我們不是獲得體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職位嗎？難道我們不是有平等權利的國家公民，不是這座我們深深熱愛的維也納城土生土長、忠貞不貳的市民嗎？

　　難道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的時代，所有的宗教偏見在幾十年以內就會蹤跡全無嗎？為什麼這個自己也是猶太人，想要幫助猶太人的人，就在我們每一天都與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內在地聯結在一起的時候，卻要替我們最惡意的敵人提供論據，要把我們分化出去？拉比們怒火滿腔地離開佈道台，《新自由報》的總編禁止在他的「激進」報紙上提到「錫安主義」（「猶太複國主義」）這個詞匯。維也納文學界的忒耳西忒斯、尖刻諷刺大師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還寫了一個小冊子《錫安的王冠》。當特奧多爾·赫爾茨爾走進劇院時，整個劇院裡的人都會嘲諷地小聲說：「陛下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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