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3)_茨威格

二三

　　最終我選擇的是哲學專業，或者說按照我們當時依照舊學科劃分被稱為「狹義的」哲學，實際上這並非出自內心的呼喚，因為我的純抽象思維能力實在非常有限。在我這裡，某些想法的產生毫無例外地都是與物、事件或者具象連在一起的，所有純粹理論性的或者形而上的東西，我都是怎麼也學不會的。不管怎麼說，這個專業的純閱讀材料領域是最明確的，在「狹義」哲學專業的課程也是最好混的。整個學業中最大的麻煩就是，在八個學期結束以後，得交上一篇畢業論文，參加幾次考試。這樣我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時間安排：三年的時間我根本不理會大學學習！然後，在最後一年以最大的努力去掌握那些經院式閱讀材料，快速地完成一篇管它是什麼樣的論文！這樣大學就能給予我那件我想從它那裡得到的唯一之物：在我的人生中有那麼幾年徹底的自由，讓自己投身藝術當中。這是大學帶給我的生活。

　　縱觀我的整個人生，我很少能回憶起來有剛上大學那幾年那麼幸福的生活，那是沒有大學學習的大學生活。那時我還年輕，根本沒有那種必須要成就什麼的責任感。我相當自由，每天的二十四個小時全部屬我自己，可以讀書、工作，想做什麼做什麼，不必因此感到虧欠了任何人。考試的陰雲遠未出現在明亮的地平線上：如果以十九年的生命歲月為參照的話，三年是多麼長的時間，我們可以把它們安排得多麼豐富、多麼感性，我們會讓它們帶來多少驚喜和禮物！

　　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將我的詩歌進行——用我當時的話說——毫不留情面的篩選，編一本詩歌選集。今天我還會毫無羞赧地承認，對於當時剛剛高中畢業十九歲的我來說，油墨的香味要勝過這地球上最香甜的氣味，要比設拉子的玫瑰油氣味更甜美。任何一家報紙發表我的任何一首詩歌都會給我那搖晃不穩的自信帶來一股新力量。我現在不應該有一個決定性的飛躍，嘗試著出版整個詩集嗎？夥伴們的建議讓我做出了這一決定，他們比我自己對我的詩歌更有信心。

　　我冒昧地將詩稿乾脆寄給當時那家有代表性的德語詩歌出版機構：舒斯特爾·勒夫勒（Schuster & Löffler）出版社。這是利利恩克龍（Detlev von Liliencron，1844—1909）、戴麥爾、比爾鮑姆（Otto Julius Bierbaum，1865—1910）、莫姆伯特（Alfred Mombert，1872—1942）那整整一代詩人的出版人，同時他們也出版裡爾克、霍夫曼斯塔爾等人的新型德語抒情詩。然後呢，那是奇跡和吉兆！令人難忘的幸運時刻接踵而至，這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再也沒有出現過，哪怕在已經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之後也沒有過：有一封帶著出版社印章的信。我不安地將這封信拿在手裡，沒有勇氣去打開它。我終於屏住呼吸來讀這封信：出版社決定接受書稿，甚至還要求有出版後續作品的優先權！一稿校樣的郵包送到了，我帶著無比的激動把它打開，去看字體、編排格式、書的毛本樣式。幾個星期以後，第一批樣書就寄來了。

　　我不知疲倦地對它們去注視、撫摸、比較，一遍又一遍！隨後我就孩子氣地到各家書店裡去轉悠，看他們是否已經把樣書擺出來了，看看這些樣書是擺在店面中央呢，還是堆在某個角落裡。再往後呢，就是期待來信，等著最初的評論，期待著人們對此的最初反應，來自素不相識之人，來自意想不到之人。那些曾經讓我倍感嫉妒的第一次出書的人所經歷的緊張、激動和興奮都出現在我身上。不過，這種陶醉不過是一見鍾情般的初戀，絕非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為是。至於後來我自己怎樣看待這些早期詩作，一個簡單的事實最能說明問題：我再也沒有重印這本《銀弦集》（Silberne Saiten）——這是我那已經被毀掉的處女作的書名——而且沒有將這裡面的任何一首詩收入我的《詩歌全集》。那些詩句是一些拿捏不准的預感，或者是無意識的感覺代入，它們並非從自身的經歷中噴薄而出，而是出自我對語言的激情。

　　不管怎麼說，它們顯示出了一定的音樂性，也有足夠充分的詩歌形式感，能夠在對詩歌感興趣的特定圈子裡受到關注，我也無由抱怨說自己沒有受到鼓勵。利利恩克龍和戴麥爾這兩位在當時屬抒情詩領軍人物的大詩人給予十九歲的我以發自內心的，已經像是同仁一般的認可；像神一樣令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裡爾克寄給我他最新詩集的特印本，上面的贈言寫著「帶著感謝的心情」，作為對我那本「如此美好的書」的回贈。我把裡爾克的贈書當成我青年時代最為珍貴的回憶之一，從奧地利的廢墟中將它搶救出來帶到了倫敦（現在它會在哪裡呢？）。

　　我甚至這麼想，裡爾克饋贈我的第一件友情禮物——許多禮物中的第一個——已經四十年了，這些我所熟悉的作品從亡靈國度在向我致意，當然這有點兒讓人毛骨悚然。不過，最最令我沒有想到的意外是，當時與理查德·施特勞斯齊名的尚在人世的偉大作曲家馬克斯·雷格爾（Max Reger）居然請求我允許他為其中的六首詩譜曲。此後我多少次在音樂會上聽到這首或者那首詩——我自己寫的，但是我自己早已忘記或者捨棄的詩作，卻在另外一種藝術中經由一位大師的創作而得以傳世。

　　在這些未曾期冀的認可中也伴隨著一些友好而坦率的批評，但它們還是在恰到好處的時機給我足夠多的鼓勵，促使我有勇氣邁出一步：因為我無可救藥地缺少自信，所以從來沒有或者說沒有及早地走出這一步。在高中時我就在文學雜誌《現代》（Morderne）上發表過短篇小說和散文，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影響更大、發行更廣的報紙上做這種嘗試。其實，在維也納，高級別的報紙也只有一份，即《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這份報紙以高雅的格調、文化上知名度以及政治上的聲望在整個奧匈帝國備受重視，其地位正如《泰晤士報》在英語世界或者《時報》（Le Temps）^①在法語世界中一樣。

　　①法國《世界報》的前身。

　　甚至在德意志帝國也沒有哪家德語報紙去努力達到這樣足具代表性的文化水準。這家報紙的主編莫裡茨·貝內狄克特（Moritz Benedikt）有著非凡的組織才能，他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出渾身解數要讓自己的報紙在文學和文化領域裡超越所有的德語報紙。如果他想爭取某個名作家賜稿，會不顧惜任何代價，連發十幾封二十封電報，並且同意預付稿酬。每逢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專號，文學副刊上就會出現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名字：法朗士（Anatole France）、豪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蕭伯納等人的名字就一起出現在這張報紙上。對於整座城市甚至整個國家文學品味的形成，這家報紙所做的貢獻無法估量。這家報紙有順勢而為的「進步的」、自由的世界觀，有穩重而謹慎的態度，模範地代表了傳統奧地利的高文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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