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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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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活的大學 這個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在19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們終於可以在走出遭人憎恨的文理中學後摔上它的大門。在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通過了畢業考試——因為關於數學、物理以及那些經院哲學的東西,我們知道些什麼呢?——以後,我們的校長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來讚譽我們,為了這個特殊的慶典場合,我們都穿上了黑色的、莊重的禮服。校長說,現在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從此要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幹來給祖國爭得榮譽。八年朝夕相處的夥伴關係也隨著畢業而分崩離析,同坐在這條船上的夥伴我後來又見到過的只有很少的幾個。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在大學注了冊,而那些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和活動的人,則帶著滿是嫉妒的眼光來看我們。 在那個早已不復存在的時代,上大學還是一種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榮耀。當上大學生就獲得了某些特權,這些年輕學子的特權之多超過所有的同齡人。這種古風猶存的特例在德語以外的國家無人知曉,因而有必要來解釋一下這些荒誕而不合時宜的事情。我們的大學大多成立於中世紀,在那個時代,跟淵博的知識打交道還算是不同尋常的事情。為了能夠吸引年輕人來大學就讀,大學生們被授予一定的等級特權。中世紀的學者不在一般法庭的管轄範圍內,在校園裡不能受到警察的搜查或者叨擾。大學生穿特殊的制服,享受可以決鬥而不受懲罰的特權,他們被認可為一個封閉式行會,有自己的良俗和惡俗。 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傾向日漸加強,當其他中世紀行會都已經被解散之後,整個歐洲範圍內學者的特權地位也隨之喪失了。只有在階級意識比民主意識更勝一籌的德國和講德語的奧地利,大學生們還固執地抓住這些早已沒有任何意義的特權不放手,甚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大學生行為準則。一名講德語的大學生在一般性的市民名譽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大學生「名譽」。要是有誰羞辱了他,他就得給這個人「一點兒顏色看」。這就是說,他得拿起武器跟這個人決鬥,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挽回名譽」。依照這種自鳴得意的評判,「有挽回名譽」資格的不是商人或者銀行家,只能是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學者、大學生或者軍官,此外任何人無法享有這種特殊的「榮譽」,跟一個嘴上無毛的愚蠢青年劍光相見。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個人要想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就得證明自己的男子漢氣概,這也意味著要儘量多地參加決鬥,甚至要讓這些英雄行為造成的標記留在臉上。有著光滑的面頰,沒有被打歪過的鼻子,對於一位真正的日耳曼學者來說算是沒尊榮的。那些屬不同社團的大學生——這些人隸屬於以某些顏色自我標記的聯盟團(Verbindung)——總是要有事沒事地找機會「來一場」,他們要麼互相決鬥,要麼不斷去挑釁那些不願爭鬥的大學生或者軍官。在聯盟團的擊劍房裡,每個新入夥兒的大學生都得在這一維護名譽的主要行為上露一手,他們也得學會這些群體中的其他慣習。 每個「狐狸」——這是對新來者的稱呼——都會被分派給一位聯盟團兄長:新來者要像奴隸一樣對這位兄長唯命是從,而聯盟團兄長要教會新來者入鄉隨俗的高級藝術:喝酒喝到嘔吐為止,將整罐啤酒一口氣一滴不剩地喝光,要這樣光彩地來磨煉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懦夫」;或者在合唱當中大聲吼著大學生歌曲,半夜裡到大街上尋釁滋事來跟警察過不去。所有這些行為都被當成是男子漢的、大學生的、德意志的做派。當這些年輕人在星期六出去「遊逛」時,他們手裡舞動著小旗子,頭戴各種顏色的帽子,身上披著花花綠綠的飄帶,這些頭腦簡單,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無比自以為是的小夥子感覺自己才是年輕人的精神代表。他們居高臨下地蔑視那些「粗人」,因為這些人壓根不知道去尊崇知識層的文化和日耳曼的男子漢氣概。 對一位從省城高中畢業來到維也納的愣頭青來說,這種活躍而「開心的大學時代」被看成一切浪漫經歷的濃縮。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上了年紀的公證人或者醫生在自己村子裡與人杯酒交談中,還會因為交叉掛在房間牆上的劍或者各色仿製品而深為動情,他們驕傲地將臉上的傷疤當成知識人階層的標記。對我們來說,這種簡單粗魯的活動只讓人反感,如果我們看到這樣一群身佩彩色飄帶的人走過來,就躲到牆角等他們過去。對我們這些將個人自由賦予最高意義的人來說,這些人樂於展示攻擊性、熱衷於屈從群體,這正好表明了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最危險的內容。 更何況我們也知道,這些曲意造作的浪漫活動之後是精心的計算,隱藏著各種目的:歸屬於某個「好鬥」的年輕人團體,會讓每一個成員得到這個團體中身居高位的「長老」們的保護,讓他們未來的職業前程變得容易些。以波恩為基地的「普魯士人」是唯一一條有把握地通向德國外交界的道路,奧地利的「天主教聯盟」則是在當政的基督教社會黨中謀求肥缺的好途徑。這些「英雄」大多都非常清楚,他們佩戴的這些飄帶將來都能替代現在耽誤掉的學習,他們額頭表皮上的幾條疤痕在求職時會比額頭後面大腦裡的內容更有用。單是看到這些粗魯、軍人化的烏合之眾,看到他們那一張張帶著傷疤、尋釁挑事的臉就讓我覺得在大學學習奇苦無比。那些真正帶著強烈的求知欲來大學學習的人,在去圖書館和報告廳時都會寧可選擇走後面的小門,就是為了避免可能會與這群無聊的傢伙有任何不期而遇。 我應該讀大學,這是家庭會上早已經決定好的事。但是,要上哪個系呢?在這一點上,我父母給我以完全的自主決定權。我哥哥已經進入了父親的工業企業,這樣第二個兒子的前途設計就完全沒有必要著急。我上大學的意義原本便是保證給家庭榮譽上增加一個博士頭銜,無所謂是哪個專業的。我的靈魂早已經屬文學,對任何一個有專業規範的學科都不感興趣,甚至還對整個學術活動有一種不可言說的不信任,直到今天它還沒有消失。對我來說,愛默生的「書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學」這一斷言一直是有效力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一個人不用上中學、大學就能成為一位出色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語文學家或者法律學家或者其他什麼學家。這在我的實際生活中也無數次得到證明,古舊書店店主對於書籍的瞭解比專業教授還要多,藝術商比藝術研究者更懂藝術,在所有學科領域,很大一部分關鍵性啟發和發現都來自學科之外。 也許對於那些智力平平的人來說,學術機構是實用的、可行的、生效的,但在我看來,對於個體的創造性天賦來說那純粹是多此一舉,甚至會起到阻礙的效果。像我們維也納這所有六七千學生的大學,這一情況就尤為嚴重。到處人滿為患,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接觸一開始就受到阻礙,因為太忠於傳統而完全落後於時代,我看不到哪個人能激發起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所以,我在選擇專業時依據的標準,不是挑那個我在內心深處最願意瞭解的專業;正好相反,我要選那個對我最不困難的專業,以便騰出最多時間和自由投入自己願意做的事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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