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6)_茨威格

一六

　　我還能回憶起來，父母嚴格禁止孩子們在維也納可能會火光沖天的這一天到大街上去。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進，在普拉特綠地公園裡隊伍整齊規範，每個人上衣的扣眼裡插著一支紅色的康乃馨，這是這個黨的標誌。他們在行進中唱著《國際歌》，但是孩子們一到了他們第一次走過的豪華林蔭大道上，就開始唱他們那些無憂無慮的校園歌。沒有人遭到謾駡，沒有人被打，沒有人攥拳頭；警察和士兵向對戰友們那樣對他們微笑。正是由於這種無可挑剔的態度，市民階層不能再將工人標記為「革命的暴徒」了，然後就有了來自雙方的讓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奧地利，總是如此。在那時，今天這個打壓和剿滅體系還沒有發明出來，人文主義的理念（儘管已經變得蒼白）即便在政黨領導人那裡也還沒有泯滅。

　　剛剛有紅色康乃馨作為政黨的標誌出現，突然又有人將另外一種花插在上衣扣眼裡，這是白色康乃馨，是屬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標誌。（那時人們還選擇花而不是長筒靴、匕首和骷髏來作為政黨的標誌，這不也令人感動嗎？）基督教社會黨一直就是一個小市民的政黨，本來是無產者運動的有組織對立行動，從本質上它和無產者運動一樣，都是機器戰勝手工帶來的後果。當機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廠裡從而提升了工人的權力和社會地位之時，同時也威脅了小手工業者。大型商店和規模化生產對於社會中層和小型手工業技師來說意味著毀滅。這種不滿和憂慮讓一位機敏的、廣受歡迎的領袖人物卡爾·盧埃格爾博士脫穎而出，他以關鍵性的一句話「小人物們必須得到幫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階層和被激怒的社會中層。在這些人身上，對有錢人的嫉妒要遠遠少於對自身從市民階層落入無產者當中的恐懼。

　　這一擔驚受怕的社會階層，也是後來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圍的廣泛大眾階層。卡爾·盧埃格爾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也為希特勒做出了榜樣，那便是教會希特勒打出反猶太人的旗號，讓那些不滿意的小市民圈有一個看得見的對手，同時在不知不覺中將人們對大土地佔有者和封建財富佔有者的仇恨轉移出去。把這兩個人的形象加以對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種粗俗和殘忍，我們這個世紀可怕的墮落。卡爾·盧埃格爾留著柔軟的、金黃色的大鬍子，看起來儀錶堂堂，被維也納民間稱為「漂亮的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在一個精神文化高於一切的時代，接受教育並非徒勞無益之舉；他擅長在公眾面前講話，言辭犀利卻不乏風趣，不過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或者說，在那些當時人們覺得激烈的——演講中，他也從來不失體面的風度；他定出的調子（指反猶態度）也能轉換成某種意義上的屠殺器具，來上演儀式性謀殺的童話和各種粗鄙之事，但他總是小心保管著，不讓它刀劍出鞘。

　　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簡樸而且無可指責，對於對手他總是保持著一定的君子風度，政治上的反猶立場從來沒有妨礙他去善待和關照早年的猶太朋友。等到他領導的政黨最終贏得了維也納的市議會選舉，而他本人終於被任命為維也納市長之後（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曾經兩次拒絕簽署對他的任命，因為皇帝厭惡他的反猶傾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無可挑剔，甚至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典範。猶太人在這個反猶政黨獲勝之前曾經心驚膽戰，此後仍然與以前一樣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繼續得到尊重。那時，仇恨的毒素和彼此徹底滅絕的意志還沒有進入時代的血液循環當中。

　　不過，這時已經出現了第三種花——藍色的矢車菊，俾斯麥所鍾愛的花，這是「德意志民族黨」的標誌。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它是一個意識明確的革命黨。它要以猛烈的衝擊之力來摧毀奧地利的皇權，建立一個在普魯士和基督教新教領導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的一個夢想。基督教社會黨的勢力發端於維也納和農村，社會主義党發端於工業中心地區，德意志民族黨的追隨者幾乎只出現在波希米亞和阿爾卑斯山的邊緣地區。就人數而言他們處於弱勢，但是，他們以野蠻的進攻性和沒有底線的殘忍彌補自己的分量不足。這個党的幾位議員是奧地利議會中的恐怖和（傳統意義上的）羞辱。

　　在理念和技術上，他們構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濫觴——希特勒同樣也是一位來自邊緣地區的奧地利人。希特勒從格奧爾格·馮·舍納雷爾（Georg von Schönerer）那裡接過來「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口號，當時曾經有幾千德意志民族党黨員忠實地遵循這一口號，從天主教轉而皈依新教，只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職人員；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視他為了不起的鼻祖，從他這裡接受了「肮髒下流存在於人種當中」這樣的斷言；尤為突出的是，希特勒從他那裡學會了使用一個完全無所顧忌、大打出手的衝鋒隊，從而來實行這一原則：用一個小群體的暴行來震懾一個在數量上勝出但在為人上忍讓的群體。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黨）的衝鋒隊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膠皮棍衝擊人群集會、夜裡襲擊對手並將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黨這裡是由屬大學生聯合會的成員來完成的。

　　他們在知識人享有的豁免權的保護下，製造了一種絕無僅有的鬥毆恐怖手段。每當有政治性的行動，一個召喚、一聲哨響他們便能做到軍事性地組織起來並出發前往。他們是按照所謂的「青年會」來編組的，臉上帶著劍傷，酗酒而兇殘，集會大廳由他們來把持，因為他們不光和別人一樣戴著袖標和帽子，還佩戴著堅硬的、重重的棍子。他們不停地挑釁，目標一會兒是斯拉夫人，一會兒是猶太人，一會兒是天主教徒，一會兒是意大利人，將這些沒有防衛能力的人趕出大學校園。每一次「遊逛」（他們把每星期六的大學生檢閱稱為「遊逛」），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由於大學還享有古老的特權，警察不可以進入大學教室，他們在只好在外面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孬種大學生在裡面犯渾；他們能做的，僅限於將那些被民族党的壞蛋從臺階上扔到馬路邊，渾身流血的傷者運走。

　　每當奧地利這個小小的、虛張聲勢的德意志民族黨想強行達到某種目的時，總是先派出大學生衝鋒隊。當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 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國議會的同意之後，決定實行一道官方語言使用法規時——其本意是要締結奧地利各民族之間的和平，讓皇朝的統治再延續幾十年——一群被挑撥起來的年輕大學生佔領了環城大道。騎兵不得不出動，軍刀和槍擊在鎮壓中被派上用場。但是，那個人道的自由時代有著可悲的軟弱，也易於被打動，人們憚於任何形式的暴力騷亂和流血，這種傾向如此強烈，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黨面前做了退卻：首相被撤職，完全忠於皇權的語言規定被取消。殘忍手段進入政治當中，第一次顯示出成效。那些潛藏在不同種族和階級之間的裂痕與縫隙，在相互讓步容忍的年代曾經被人們花很大力氣來彌合，現在一下子全部爆裂，變成了深壑與鴻溝。實際上，在新世紀開始前的十年裡，在奧地利內部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戰爭已經拉開了序幕。

　　可是我們這些年輕人，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學野心當中，很少意識到在我們的家鄉所發生的危險的改變：我們只去看書、看畫。我們對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沒有一丁點兒興趣：這種刺耳的爭端在我們的生活中意味著什麼？當整個城市因為選舉感到不安時，我們卻走進了圖書館；當大眾奮起反抗之時，我們在寫作和討論詩歌。我們像古代巴比倫的伯沙撒國王面對珍饈盛宴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嘗著各種珍貴的藝術佳餚，我們沒有看到牆上火紅的字符，沒有驚恐地看到未來^①。直到十幾年以後，當這座大廈房倒屋塌、頹牆殘瓦砸到我們頭頂時，我們才意識到這裡的地基早已經淘空了。與新世紀同步開始的，是個人自由在歐洲的沒落。

　　①伯沙撒國王的典故，來自《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當國王正在大宴賓客之時，宮殿的牆上出現神秘的阿比西尼亞語字符，預言了國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國的毀滅。這一故事成為許多畫家的題材，倫勃朗曾經於1635年完成一幅該題材的油畫作品，現藏於倫敦的國家畫廊。德國詩人海因裡希·海涅也曾以此為素材創作一首敘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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