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5)_茨威格

一五

　　我們班級裡的五名校園演員沒有一個成為舞臺上的真正演員，登上《潘神》和《藝術葉片》的詩人們在令人震驚的鋒芒初露之後變成庸常的律師或者官員，也許他們今天在憂鬱地或者嘲弄式地譏諷著自己當年的野心^①。我是這些人當中唯一一直保留著創作激情並讓它成為整個生活中的意義和核心的。但是，我是多麼充滿感激地去想到這些同學啊！他們曾經給了我多麼大的幫助！我從這種火熱尖銳的討論當中，從這種狂野的你追我趕的勁頭當中，從相互的欣賞和批評當中，早早地開始了練手和磨礪神經，領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遼闊和寬廣，這些多麼有力地促使我們超越了學校生活的單調和無聊！「你這令人心迷的藝術，在多少個灰暗的時刻……」，每當舒伯特這首不朽的歌曲響起時，我眼前就活靈活現地出現了我們縮著肩膀，坐在學校板凳上的情形，而後在放學路上，我們有著怎樣放著光彩的、激動的目光，滿是激情地解析著、背誦著詩歌，忘掉了空間和時間的束縛，真正「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了。

　　①此處涉及在《藝術葉片》上發表作品的人奧古斯特·厄勒時，茨威格的記憶有誤。——德文版注釋。厄勒後來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成為古典語文學的私人講師，並翻譯了古代希臘文的作品，不幸於1920年在39歲之際因肺病而英年早逝。

　　這種對藝術狂熱的忠貞執著，對審美因素的過分看重，到了近於荒謬的程度，當然這只是在犧牲了我們那個年齡的平常興趣才得以實現。當我今天回過頭來問自己，當年我們的每一天都被學校和私人的日程排得滿滿的，我們是怎麼找到時間來讀這些書的呢？這時我才發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我們的睡眠和肢體活動為代價的。雖然我每天早上應該七點起床，但是我幾乎從來沒有在夜裡一點到兩點以前放下手中的書。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個壞習慣，即便已經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兩個小時書才睡覺。在我的記憶中，每天總是在沒睡醒時起來，用最後一分鐘匆匆忙忙洗漱，然後被驅趕著去學校，一路跑著吃黃油麵包。毫不奇怪，我們這些小學究都是骨瘦如柴，滿臉菜色，看起來好像還沒有成熟的水果一樣，我們的衣著也很不講究。

　　我們的每一分零花錢都花在看戲劇、聽音樂會或者買書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太注意去討好年輕姑娘，我們只是想到要讓高級人物注意到我們。和年輕姑娘一起散步，在我們看來那是浪費時間。思想上的傲慢讓我們從一開始就覺得另外那個性別在精神上價值低下，我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膚淺的閒聊中。要想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當初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體育運動，甚至予以蔑視，這可並不容易。不過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紀，體育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從英國傳到歐洲大陸上。那時還沒有那種當一個拳擊手用拳頭擊碎另外一個拳擊手的下巴時，成千上萬的人在一起出於興奮而大呼小叫的體育場；報紙也還不像現在這樣，用整欄的篇幅以荷馬一般生動傳神的描述來報道一場曲棍球的比賽。摔跤比賽、田徑協會、體重分級的賽事在我們那個時代還屬城郊的活動，屠宰師傅和搬貨工是這些活動的觀眾；最多那些高層的、貴族的賽馬比賽——一年也就那麼幾次——能吸引一些所謂的「上層社會」來到賽馬場，可是我們對此卻無動於衷，因為在我們看來，每一種身體活動都乾脆是浪費時間。

　　當我在十三歲時開始感染上文學——藝術的傳染病以後，就不再去滑冰，將父母給我學跳舞的錢用在買書上。在十八歲時，我還不會游泳，不會跳舞，不會打網球。至今我既不會騎自行車，也不會開車，在體育活動方面，每個十歲的孩子都會勝我一籌。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與美式足球之間、曲棍球與馬球之間的區別我還是分不大清楚；每張報紙上的體育欄目，對我來說都好像是用無法理喻的符號寫成的漢語一樣看不懂。我對於體育上的速度紀錄和技巧紀錄的理解，還一直停留在那位伊朗國王的觀點上：某一次有人想動員他去看賽馬比賽，他用東方式的智慧說：「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馬比另外一匹馬跑得快。哪個更快，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與身體訓練同樣遭到我們蔑視的，是用遊樂來打發時間。在我們眼裡，唯有國際象棋還多少能獲得幾分垂青，因為它還需要用上些腦力。

　　而且，甚至可以說更為荒謬的是，儘管我們都覺得自己即將成為詩人或者感覺自己是潛在的詩人，我們很少關注大自然。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當中，我幾乎沒有去看過維也納城周圍的美好景色。在最美麗、最炎熱的夏天，當人們紛紛離開城市時，我們甚至還覺得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為在咖啡館裡我們可以更快地將多種期刊、報紙拿到手。後來，我還用好多年、好幾十年才達到一種平衡，來避免這種孩子氣式的貪心閱讀帶來的過度緊張，在一定程度上來消除不可避免的身體上的笨拙。但是，從總體上，我對這種只用眼睛和神經來度過中學時代的極端做法從未感到後悔過。它把那種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當中，這是我永遠也不想再失去的。此後我讀過的書、學到的東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堅實地基之上的。一個人肌肉訓練上錯過的機會，還可以在後來的歲月中補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內在靈魂上的捕捉力量，只能在那些決定性的年月裡成形。一個早早地學會讓自己的靈魂充分擴展的人，以後才能將整個世界收入自己的靈魂當中。

　　我們青春歲月真正的經歷是，藝術領域正有新的東西在醞釀，一種超出讓我們的父母和周圍環境滿意程度的，更加充滿了激情、更成問題、更有嘗試性質的新東西。我們因為生活中的這一片段而陷入狂熱的興奮當中，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美學領域內的轉變不過是許多更為深遠的變化中的餘響和先兆而已，這些轉變將撼動我們父輩的那個世界、那個太平的世界，並最終將其毀滅。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奧地利，有一種引人注目的轉變開始悄悄萌生。那些大眾，那些幾十年來任由被統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順的自由市民階層，突然開始變得不那麼安分守己了，他們開始組織起來，要求他們的權利。就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政治帶著尖銳而狂暴的疾風打破了舒適生活的風平浪靜。新世紀想要一個新秩序，一個新時代。

　　在奧地利，這些大型群眾運動中首當其衝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到那時為止，被我們錯誤命名的「普遍」選舉權只是給了那些有錢人，那些能夠證明自己繳過某個額度稅款的有產者。被這些有產者選舉出來的律師和土地所有者卻真誠地篤信，自己在議會裡是「人民」的發言人和代表。他們為自己是受過教育甚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驕傲；他們講究尊嚴、體面、談吐優雅，因而議會的討論往往像一個高級會所的晚間討論會。這些市民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帶著自由主義的信念，真誠地認為寬容和理性一定會帶來一個進步的世界；通過微小的讓渡和逐漸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代表的是那些為數五萬或者十萬，生活在大城市裡境況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個國家裡的那些五十萬或者一百萬的人口。

　　這時，機器已經大量使用，從前分散在各處的勞動力集中在工業產業周圍。在著名人物維克多·阿德勒（Vicotor Adler）博士的領導下，一個社會主義党在奧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於實現無產者提出的要求：真正普遍的，對每個人都平等的選舉權。這些要求剛一實行或者說被迫實行，人們就立刻意識到：自由主義的那個階層是多麼單薄，儘管它是寶貴的。相安共處與自由主義一起從公共政治生活中消失，現在不同利益開始硬碰硬，戰鬥開始了。

　　我還能回憶起在我記事之初的某一天，那是給社會主義黨在奧地利的興起帶來決定性轉折的日子。工人們要讓人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力量以及人數的龐大，他們提出口號，將5月1日定為勞動人民的節日；他們決定在這一天列隊經過普拉特綠地公園遊行，而且隊伍要行經主要的林蔭大道。在以前的大型集會活動時，這條漂亮而寬闊的主街「栗樹大道」是專門留給貴族和富裕市民階層的華麗馬車的。聲明一出，那些自由派上層市民被嚇得目瞪口呆。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社會主義者」這個詞還暗含著一種血腥和恐怖的味道，就如同人們在說到此前的「雅各賓派」或者以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一樣。人們一開始根本不相信，這些來自郊區的赤色分子怎麼可能不在他們的遊行中焚燒房屋、搶劫商店，幹出一切能想像得出來的暴行呢。到處陷入一片驚慌，整座城市和周圍地區的警力都被調到普拉特公園的大街上，軍隊也處於戰備狀態，做好了開槍的準備。沒有哪輛豪華的私人馬車或者出租馬車敢去普拉特綠地公園附近，商人們將鐵制的櫥窗護板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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