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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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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告訴尊敬的朋友保爾·瓦萊裡(Paul Valery),我與他在文學上的相識已經有多麼久遠,說我在三十年前已經讀過並熱愛他的作品。瓦萊裡善意地笑著說:「您別騙人,我親愛的朋友!我的詩歌1916年才出版。」但是,當我接下來準確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學雜誌的顏色和版面時——我們1898年在維也納讀到的他的第一首詩——他大為吃驚。「可是,在巴黎都幾乎無人知道,」他驚詫地說,「您在維也納是怎麼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個邊遠小城裡讀馬拉美(Mallarme)的詩一樣,那也是當時主流文學界還不怎麼知道的,」我這樣回答他。他對此表示同意,說:「年輕人發現他們自己的詩人,因為他們要自己去發現自己的詩人。」 的確,這些新風還沒有刮過來,我們就已經嗅到氣味了,因為我們總是在大張著鼻孔。我們發現新東西,因為我們渴望新東西,渴望屬我們而且只屬我們的一些新東西——不是那個父輩們的世界,而是我們自己的環境。年輕人如同某些動物一樣,對天氣的轉變有著出色的直覺,因此,我們這一代趕在我們的老師和大學之前就知道,舊世紀結束了,在藝術觀方面已經走到了盡頭,一種革命或者至少是一種價值轉變正在開始。我們父輩那一代優秀而穩健的大師們,文學界的凱勒(Gottfried Keller)、戲劇界的易蔔生、音樂界的勃拉姆斯、繪畫界的萊布爾(Wilhelm Leibl)、哲學界的馮·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在我們的感覺中他們就體現那個太平世界中優緩的沉思。儘管他們在技術上和思想上卓越超群,但是已然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我們直覺地感覺到,他們那種冷靜、中庸的節奏與我們不安的血液中流淌著的東西是疏離的,與這個時代日益加快的速度也不合拍。 現在,在維也納生活著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機警的頭腦,赫爾曼·巴爾(Hermann Bahr)。他正作為一位思想上的勇士進行憤怒的搏鬥,為將要形成的和即將到來的一切掃清路障:在他的幫助下,藝術家中分離派運動的展覽「分離」開幕了:讓舊學派感到震驚的是,巴黎印象派畫家和點描畫派的畫家、挪威的蒙克(Edvard Munch)、比利時的羅普斯(Felicien Rops)以及所有能想得到的極端藝術家都在這裡展出了;同時,通往那些很少受到注意的現代藝術的前輩人物——如格呂內瓦爾德(Grünewald)、埃爾·格列柯(Greco)和戈雅(Goya)——的道路也打通了。人們突然學會了一種新的「去看」的方式;同一時間內,在音樂界由穆索爾斯基(Mussorgskij)、德彪西、施特勞斯、勳伯格引入了新的旋律和音色;在文學界,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為現實主義破冰,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斯拉夫的旋風,魏爾倫(Verlaine)、蘭波(Rimbaud)和馬拉美展示了詩歌藝術當中至今無人知曉的簡約和精緻;尼采讓哲學界發生了革命;在建築界,一種大膽而自由的建築藝術公開宣稱不要古典的繁文縟節,取而代之的是沒有點綴的實用建築。 突然之間,古老舒適的舊秩序遭到了破壞,那些迄今為止被認為顛撲不破的「審美上的漂亮」(此語出自漢斯利克)標準受到質疑。「穩健」的市民階層報紙上的官方批評家對這些有時過於大膽的試驗感到震驚,用一些類似「墮落」「無法無天」等驅逐式詛咒來遏制這種不可阻擋的潮流之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則將自己熱烈地投入這最為兇猛的激流當中。我們有一種感覺:這是我們留給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時代開始了,年輕人終於開始獲得了自己的權利。一下子,我們那不安的尋找和搜索的激情獲得了意義:我們這些尚未離開校門的年輕人能夠參與為新藝術而進行的戰鬥,而這些廝殺往往是狂野而毫無顧忌的。 凡是嘗試藝術實驗的地方,不管是一場韋德金德(Wedekind)的戲劇演出,還是新詩歌的朗誦會,我們必定會帶著全身心力量到場助戰,這力量不光來自靈魂,也來自拳頭。我親眼看見的一件事是:在一場勳伯格早期的無調性音樂作品的首演音樂會上,一位先生大聲地發出了噓聲並吹口哨,而我的一位朋友佈施貝克(Buschbeck)毫不留情地給了他一記大大的耳光。無論在哪裡,我們都是任何新藝術類型的帶路先鋒和先遣隊,只因為它們是新的,因為它們要為我們——現在到了我們活出自己的樣子的時刻——而改變世界,因為我們感覺到,這「跟我們有關」。 我們對這些新藝術的興趣之所以如此徹底並如醉如狂,還有一個原因:可以說,那完全是年輕人的藝術。在我們父輩那一代,一位詩人、一位音樂家是要首先被「檢驗」的,他只有迎合了市民社會那種放鬆的、穩健的品位方向,才能獲得敬重。所有那些人們告訴我們應該去尊敬的男人,他們都做出會讓人尊敬的舉止和姿勢。他們有著漂亮的、略為灰白的鬍子,身體罩著充滿詩意的絲絨外套——維爾布蘭特(Wilbrandt)、埃貝斯(Ebers)、達恩(Paul Dahn)、保爾·海澤(Paul Heyse)、倫巴赫(Lenbach),那個時代最受青睞的人物現在早已被淹沒在時間的洪流當中。他們在拍照時帶著深思的目光,總是有著「尊貴的」與「詩人式的」姿勢,他們的舉止如同宮廷顧問和達官貴人,也像這些人一樣佩戴勳章為裝飾。年輕的詩人、畫家、音樂家最多會被標記為「滿有希望的天才」,要得先被冷落上一陣才會得到正面的認可。 那個時代的謹慎,讓人們不願意過早地給予好感,一個人得先經過多年的「穩健」成績來證明自己才行。新的詩人、音樂家、畫家都很年輕。霍普特曼,突然之間從一個籍籍無名的人一躍而起,以三十歲的年齡佔據了德國的舞臺;格奧爾格和裡爾克都以二十三歲的年齡——按照奧地利的法律,他們還沒有獲得成年人的權利——就獲得了文學上的美譽,有了狂熱的追隨者。在我們自己的城市裡,一夜之間就出現了一個由阿圖爾·施尼茨勒、赫爾曼·巴爾、理查德·貝爾——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組成的「青年維也納」群體。 在這個群體裡,通過把一切藝術手法精緻化,他們讓特殊的奧地利文化第一次找到了歐洲式表達方式。在所有人當中,有那麼一個人物讓我們感到如此癡迷和沉醉,讓我們感到迷狂和興奮,這便是那位了不起的、非同凡響的、獨一無二的天才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在這一形象中,我們這些年輕人在一位幾乎同齡人的身上,不光看到了自身的最高雄心,也看到了完美的詩歌成就。 年輕的霍夫曼斯塔爾的出現,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天才早熟的偉大奇跡之一。在世界文學史上,除了濟慈和蘭波以外,我還找不到有誰在駕馭語言方面能做到如此完美無瑕;沒有誰能讓詩性因素如此這般貫穿全部作品,哪怕是最不經意的詩行;沒有誰是如此這般的偉大天才,在他十六歲和十七歲時已經以不可磨滅的詩歌和至今尚未有人企及的散文詩,被永遠地載入德語語言的史冊當中。他的突然開始以及從一開始便如此完備,是一樁超凡脫俗的現象,在一代人當中幾乎不可能再有第二例出現。那些最先知道他的人,都驚訝於他的出現令人難以置信,把這當成一個超自然的奇跡。赫爾曼·巴爾多次向我講起,他收到一篇給他的雜誌的投稿時有多麼吃驚。 文章出自維也納一位他不認識的「洛裡斯」之手——當時中學生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公開發表作品。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稿件當中,他還從未看到過有人能以如此輕鬆飄逸的手法,用如此靈動而典雅的語言寫出如此豐富的思想。誰是「洛裡斯」?誰是這位他不認識的人?他這樣問自己。肯定是一位智慧的長者,年復一年地將自己的認知無言地擠壓濃縮,在一個秘密之地將這些認知注入最為濃縮的語言精華當中,將其培育成差不多是充滿情趣的魔法。這樣一位智者,這樣一位受上天眷顧的詩人,和他住在同一座城市裡,而自己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巴爾馬上給這位素不相識者回信,約定在一個咖啡館裡面談——著名的格林斯坦特爾(Griensteidl)咖啡館、青年文學的大本營。突然一個瘦高個子、尚未長出鬍鬚、身著青年裝短褲的中學生邁著輕快的步子來到他的桌子旁邊,微微鞠了一躬,用高高的,還處於變聲期的嗓音簡短有力地說道:「霍夫曼斯塔爾。我就是洛裡斯。」很多年以後,當巴爾再講到他當時的訝異時,仍然激動不已。他一開始不願意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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