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1)_茨威格

一一

　　年輕人的興奮是一種感染現象一樣。在一個班級裡，它像麻疹和猩紅熱一樣從一個人傳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還帶著一種孩子氣的、虛榮的爭強好勝，想要儘快在知識上超過別人，因此大家也在互相促進。這種激情會走到哪個方向上，多多少少是偶然所致。如果一個班級裡有一個集郵者，那他很快就能讓十幾個人和他一樣對集郵著迷；如果有三個人對女舞蹈演員喋喋不休，那麼其餘的人也會每天站在歌劇院舞臺口前面。一個比我們低三個年級的班級，全班都對足球如醉如癡；比我們年級高的一個班，對社會主義和托爾斯泰感興趣。我所在的年級偏巧是一群對藝術癡迷的同學，這對我的整個人生道路也許是決定性的。

　　按說這種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癡迷在維也納是極其理所當然的。維也納的報紙給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裡，都能聽到周圍大人們在談論歌劇院或者城堡劇院的演出，所有的紙具店都掛出名演員們的畫像。在當時，體育還算是一個粗俗野蠻的事，一位文理高中生會羞于熱衷於此的，而有著大眾理想的電影還沒有被發明出來呢。喜歡戲劇和文學，也不用擔心在家裡遭到抵制，因為這算是「沒有罪惡的」激情，與打牌和交往女孩正好相反。

　　畢竟，我的父親以及其他生活在維也納的父親們，年輕時也曾經同樣著迷於戲劇，在觀看理查德·瓦格納指揮的《羅恩格林》歌劇演出時的興奮，一如我們觀看理查德·施特勞斯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的首演。每場首演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爭先恐後地去看，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個人不能第二天早上在學校裡報告每一個細節，那麼在那些幸運地看到首場演出的同學面前，他得有多麼難為情！假如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稍微上心一點兒的話，肯定早就已經發現，在每個大型首演的當天下午會有三分之二的同學神秘地生病了——為了能夠得到一張站票，下午三點我們就得去排隊。他們要是再嚴格地注意些的話，肯定也會發現，在包著拉丁語語法書的書皮下，我們藏著裡爾克的詩歌；他們也會發現，在數學作業本裡我們從借來的書中抄下了美麗的詩歌。

　　每天我們都發明出一些新的技術，將乏味的課堂用於我們的閱讀。當老師在老生常談做著關於席勒《論質樸的詩和感傷的詩》的報告時，我們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尼采和斯特林堡，他們的名字是這些迂夫子還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我們像發了高燒一樣，熱切地要到對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發生的一些有所知曉、有所瞭解；下午我們擁擠在大學生當中，去聽大學裡的演講；我們去看藝術展覽；我們去解剖學教室看屍檢。

　　我們伸著好奇的鼻子東聞西嗅。我們悄悄地溜進愛樂樂團的排練室，我們穿梭在古董店，我們每天都查看書店裡擺放出來的圖書，以便馬上知道從昨天起又有哪些新書出版。最主要的是，我們讀書，讀一切到手的書。我們去每一個公共圖書館裡找來新書，把自己能弄到的書借給別人。但是，獲得一切新知識最好的教育場所，卻是在咖啡館。

　　要想理解這一點，人們就得知道，維也納的咖啡館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設施，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與之相比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民主性的會所，任何人只要買上一杯廉價的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這筆小小的入場費讓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幾個小時坐下，討論、寫作、打牌、處理郵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諸多的報紙和雜誌。一個比較好的維也納咖啡館，會有城裡的全部報紙，而且不光是維也納的報紙，還有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報紙，法國的、英國的、意大利的、美國的報紙，此外還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和藝術評論期刊，如《法國水星評論》（Mercure de France）、《新觀察》（Neue Rundschau）、《創作室》（Studio）、《伯靈頓雜誌》（Burlington Magazine）。

　　我們馬上知道這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知道每一本新出版的書，知道每一場隨便在哪裡的演出，我們比較不同報紙上的評論。奧地利人能夠在維也納的咖啡館裡大量地瞭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時能在好友圈子裡討論這些事情，在形成奧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國際視野方面，也許沒有什麼能比咖啡館的貢獻更大。我們每天坐在那裡幾個小時，沒有什麼能逃過我們的注意力，因為我們的興趣是集體性的，我們追尋藝術活動動態用的就不是兩隻眼睛，而是二十只、四十只眼睛。一個人錯過的事情，另外一個人會幫他注意到；況且，因為我們帶著差不多像運動場上的爭強好勝之心，幼稚而調皮地想要在新知識以及對最新情況的瞭解上超越別人。

　　實際上，我們一直嫉妒羡慕能帶來出其不意效果的做派。比如，在討論到當時尚被排拒的尼采時，我們當中的一個人會突然帶著一種做作的、高人一籌的模樣說：「不過，關於自我主義的理念，克爾凱郭爾還是在他之上。」這句話馬上就會讓我們感到不安。誰是這位克爾凱郭爾，這個某某某都已經知道，而我們對他還一無所知的人？第二天我們就會沖向圖書館，翻遍關於這個不為人知的丹麥學者的各種書籍。如果一個陌生的名字已經為別人所知，而我們自己還不曾知道，那是會讓人感到無地自容的。恰好是那些最新的、最近的、最先鋒的、最不同尋常的名字，那些還沒有人提到，尤其是在我們尊崇的報紙上那些正式文學批評中還沒有出現的名字，去發現它們，早於別人去注意到它們，正是我們的激情所在（我個人在這方面的激情還延續了很多年）。

　　我們就是要去瞭解那些尚未被普遍認可的事情，那些難以領悟的、異想天開的、新生的和極端的事物會挑起我們的特殊愛慕。因此，在我們集體性的、過於饑不擇食的好奇面前，沒有什麼是隱而不現的、邊緣的。比如，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和裡爾克，在我們上文理中學時，他們的書總共也不過印刷了兩三百本，其中最多有三四本到了維也納，沒有哪個書店主人會把他們的書收在自己的庫房裡，沒有哪個正式的文學批評者會提到裡爾克的名字。但是，我們這一群人出於意志的奇跡，能夠背誦他的每一首詩歌，每一個詩行。我們這些還沒有長出鬍子、沒有發育成熟的小夥子，這些白天還得老老實實坐在中學板凳上的年輕人，的確是一位年輕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讀者群：好奇、有鑒賞理解能力、能傾心投入，因為我們激發狂熱的能力真是無邊無際。我們這些半大孩子在課堂上、在上學放學的路上、在咖啡館裡、在劇院裡、在散步中，只是在討論圖書、繪畫、音樂和哲學；哪個演員或者導演越來越有公眾影響了，誰出版了一本書或者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都是我們蒼穹中的一顆明星。

　　當我後來讀到巴爾札克在描寫他的青少年時代的一個句子「我總以為名人就像上帝一樣，他們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話、走路、吃飯」時，曾經大為震驚，因為我們當時也帶著這樣的感覺。在大街上看到馬勒是一樁重大事件，人們要在第二天一早講給同學們聽，就像是個人的某種偉大勝利一樣。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有一次被介紹給勃拉姆斯，而且他還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因為這個受寵若驚的經歷而神魂顛倒了好幾天。當時十二歲的我並未確切地知道勃拉姆斯有怎樣的貢獻，但是光是他的名聲，他那創造者的靈光神采就有著令人震撼的力量。當霍普特曼的劇作即將在城堡劇院首演之時，我們全班在彩排之前的好幾個星期就開始心神不安。

　　我們悄悄地靠近演員和跑龍套的角色，為的是能最早——早於別人！——知道劇情和演員陣容；我們讓城堡劇院的理髮師給我們理髮（我並不怵于寫出當年的荒唐事），只是為了獲得一些關於沃爾特或者索嫩塔爾的消息。在比我們低一個年級的同學中，有一位在我們這裡特別受歡迎、被看重，只因為他是歌劇院燈光師的外甥。通過他的關係，我們偶爾會在排練時被悄悄地帶到舞臺上。我們在登上這個舞臺時所感受到的誠惶誠恐，與但丁在升入天國樂園中所經歷的戰慄，有過之而無不及。藝術家們的聲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經過了七層折射，還是足以令我們感受到敬畏。一位貧窮的老太太，就因為是舒伯特的孫侄女，在我們眼裡就如同一位神性的存在一般；甚至我們也會在大街上對約瑟夫·凱恩茨的僕人久久凝視，就因為他能有這份幸運，能離這位最受人喜愛、最天才的演員那麼近。

　　今天我當然知道得很清楚，在這種不加選擇的狂熱之中有多少荒謬，有多少內容不過是相互間的模仿而已，有多少只是出於要高人一頭的競技樂趣，有多少是出於孩子氣的虛榮，對藝術感興趣無非是要在周圍不懂藝術的親屬和老師面前感覺到自己那淩駕於人的傲慢。不過，直到今天還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出於對文學的激情，我們這些小夥子曾經從中學到了多少東西！通過不斷的討論和條分縷析，我們早早地具備了批判鑒別能力。我在十七歲時，不光瞭解波德萊爾和惠特曼的全部詩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還能背誦。在我後來的人生歲月中，再沒有過像中學和大學這樣的集中閱讀階段。有些在十年以後才被人們普遍尊崇的名字，當時都理所當然地從我們這裡滑過，哪怕那些曇花一現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記憶中，因為我們帶著熱望去捕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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