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0)_茨威格

一〇

　　對於學校生活感到樂趣全無的，並非只有我一個人。我不記得同學當中有哪位對學校生活沒有反感，我們最佳的學習興趣和學習願望在這個磨盤裡受到阻滯和壓抑，變得興味索然。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種對我們青少年沒有愛、沒有靈魂的教育方法並非國家主管部門的不作為：這裡面包含著一種特有的既定意圖，只不過這意圖是一個應該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我們面對的世界，或者說，高居我們頭上的世界將一切想法都集中于追求「安全」這一偶像上，他們不愛年輕人，甚至可以說，他們對年輕人始終不信任。他們熱衷於系統性的「進步」，熱衷於它的秩序；他們將市民社會中各種形式的有條不紊和從容不迫當成人類唯一一個有效用的美德。

　　每一種能將我們帶向前方的匆忙都應該避免。奧地利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由一位老皇帝君臨天下，由老首相實行治理；這個國家沒有其他野心，只想通過抵制任何極端性的改變讓自己在歐洲毫髮無損地得以保全。年輕人在天性上總是想要快速極端的改變，因而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因素，他們應該受到排斥和壓制，時間越長越好。沒有人有理由讓我們的學校生活變得愉快；任何升遷都要先經過耐心的等待。由於一切都在向後推，那時每個年齡階段所具備的含義也與今天的完全不同。人們對待一位十八歲的文理中學的畢業生，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如果被抓到在抽煙，他就會受到懲罰；如果需要離開教室去廁所的話，他得乖乖地先舉手報告以便獲得批准。

　　一個三十歲的男人還會被認為羽翼未豐，甚至四十歲也還被認為沒有成熟到足以擔當責任重大的職位。當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外——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被任命為宮廷歌劇院院長——發生之時，整個維也納被震驚得一塌糊塗。人們到處竊竊私語，因為當局將這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交給了一個「這麼年輕的人」（人們完全忘記了，莫紮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在三十三歲時已經完成了他們的里程碑作品）。這種覺得「每個年輕人都不那麼可靠」的不信任，貫穿在各個圈子裡。我父親在業務中從來沒有接待過年輕人，如果一個人不幸面相年輕的話，他在哪兒都得先克服人們對他的不信任。年輕成為職業進取上的障礙，年長受到優待，這種做法在今天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在我們的今天，一位四十歲的人會盡一切努力讓自己顯得像三十歲，六十歲的人顯得像四十歲，年輕、精力充沛、行動力和自信是人們想要的、首選的，而在那個太平年代，每一個想要向前的人都得嘗試一切想得出來的面具來讓自己顯得老成。

　　報紙推薦一些讓鬍子快速生長的辦法，二十四五歲，剛剛完成學業的年輕醫生留著大鬍子，哪怕沒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邊眼鏡，只是為了給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經「有經驗」的印象。人們穿上黑色的長外套，邁著從容的步子，還盡可能地挺起微圓的小腹，以此來體現那種刻意的老成持重，有上進心的人會至少從外表上儘量去掩蓋那讓人感到不可靠的年輕。到六年級、七年級時，我們已經拒絕背雙肩背的書包，改用單肩背的公文包，為的是讓人不會馬上看出來我們是高中生。所有在我們今天看來令人羡慕的素質——年輕人朝氣、自信、大膽、好奇、生活的樂趣——在那個只講究「持重」的時代，都讓人覺得是靠不住的。

　　瞭解這些特殊看法給人帶來的唯一收穫是，可以從中明白國家利用學校為工具，來維護自身的權威。我們首先要被灌輸這樣的想法：一切現存事物均完美無缺，應該尊奉；老師的意見絕不會錯；父親的話語不容反駁；國家機構是絕對性質的，具有永恆的有效性。那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這在家庭中也要實行）是：年輕人不應該過得太舒服。他們在獲得某些權利之前，必須先通曉自己的責任，尤其是完全聽話的責任。我們從一開始就得牢牢記住：在生活中我們還沒有做出過任何貢獻，還沒有任何經驗；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去追問什麼，去要求什麼，對於人們給我們的一切，我們唯有心存感激。在我成長的時代，在孩子們的早期童年，這種愚蠢的恐嚇方法就被用在他們的身上了。僕人和愚蠢的母親會恐嚇三四歲的孩子說，要是他們不馬上停止做壞事，就會有警察上門來。

　　等到我們上了中學以後，如果某次在某個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績，就會受到這樣的威脅：讓我們退學，去學一門手藝。這是市民階層中最糟糕的威脅：落入無產者的生活狀態。但是，當年輕人帶著最誠懇的受教渴望，想從成年人那裡獲得對某個嚴肅的時下問題的解釋時，一句高傲的「這你還不懂」就把他們擋回來了。年輕人所到之處，人們都用同樣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在家裡、學校、國家。人們誨人不倦地讓年輕人明白：他還不「成熟」，還什麼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聽別人的，什麼時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駁。

　　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在學校裡可憐的魔鬼教師高高地坐在講臺上，那是一尊我們無法接近的神像，他們把我們全部的感覺和心思限制在「教學計劃」當中。至於我們在學校裡是否身心愉快，沒有人在意。在那個時代，老師的使命不是要幫助我們前行，而是教會我們謙讓；不是去培養我們的內心世界，而是要求我們盡可能沒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們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約束它們，使之趨同。

　　對年輕人這種心理上的（或者說，這是完全違背年輕人心理的）壓力，只會帶來兩種效果：要麼讓他們麻木不仁，要麼起到刺激和激發的作用。我們可以從心理分析治療的檔案中看到，這種荒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結」。偏巧是在那些從奧地利舊式學校裡走出來的男人發現了「自卑情結」的存在，也許這並非純屬巧合。在我本人這裡，正因為有這種壓力我才很早就帶著宣言式的激情來主張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像的。此外，對一切權威的痛恨，對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語的反對，也陪伴了我的一生。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條性內容就像一種本能一樣，我已經忘記它來自何處。

　　有一次，我的一場演講被安排到大學裡的一個報告廳內舉行，我發現，自己是從講臺上向下對人們講話，下面坐在長凳上的聽眾就如同當年我們那些中學生一樣，乖乖地聽著，沒有言談，沒有反問。突然之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我當時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個學校生涯中，這種非團隊式的、威權性的、教條性的自上而下的說教，讓我遭受了怎樣的痛苦。一種恐懼感猛地向我湧來：我在這個高高的講臺上對下面的人發表的演說，可能會如同當年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的演說一樣，完全沒有個人化的效果。正是由於這種阻礙，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講。

　　直到十四五歲時，我們對學校忍耐得還相當不錯。我們打趣老師，帶著冷漠的好奇而學習每一課的內容。但是，再往後學校就讓我們覺得越來越沒有意思，越來越是負擔。在悄無聲息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出現了：我們這些在十歲進入文理中學的男孩子，只用了整個八年學制中的四年就超過了學校教學的知識水準。我們直覺地感到，在這個文理中學中已經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可以學習了，在某些我們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裡，我們所知道的已經比那些可憐的老師還多，而這些老師在大學畢業之後就再也沒有出於自己的興趣去翻開過一本書。

　　另外一種對比也能日漸一日地讓人感覺到：我們原本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這裡聽不到任何新東西，或者讓我們覺得值得瞭解的東西，而學校外面則是一座充滿了無數啟發的城市，一座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音樂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帶給人驚喜的城市。所以，我們身上那些被壓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上、藝術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學校裡找不到任何營養，那麼就充滿激情地去面對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一開始我們只有兩三個人發現了自己對藝術、文學和音樂的興趣，後來是十幾個人，到了最後幾乎是全體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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