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_茨威格

九

　　§二　上個世紀的學校

　　在讀完國民小學以後我被送入文理中學，這不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一戶殷實人家出於對社會地位的考慮，都要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讓他們學習法語和英語，精通音樂，首先給他們安排家庭保育教師，其後是私人教師教他們舉止得體禮貌。但是，在那個「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只有能夠通向大學文憑的所謂「學術」教育才具有完全的價值。因此，每一個「上層」家庭都有那麼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兒子當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應該帶個博士頭銜，隨便什麼專業的都行。

　　通往大學的這條路相當漫長而崎嶇。五年的國民小學，八年的文理中學必須得在木頭長凳上坐過來，每天五六個小時的功課，課餘時間還要完成作業。除此以外，在學校之外他們還被要求獲得「通識教育」：法語、英語、意大利語，除了這些「活」的語言以外，還有古典希臘語和拉丁語，也就是說，五種語言再加上幾何學和物理學，以及學校裡的常規學科。那內容實在是太多了，幾乎沒有給身體的發育、體育和散步留出空間，尤其是沒有給興奮感和愉快留出來任何餘地。

　　我只能模糊地記得，我們在七歲時背誦了《快樂而幸福的童年》這首歌曲，必須表演合唱。這首歌那簡單而單一的旋律還能在我的耳邊迴響，但是那首歌的歌詞在當時我就很難唱出口，更難覺得它讓人口服心服。如果可以實話實說，我的整個學校生涯，全是不間斷的無聊厭倦。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擺脫這種磨盤般的折磨；無聊厭倦的感覺卻因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長。我不記得在那個單調的、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學校中有什麼事情是「快樂」和「幸福」的，它把我們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歲月徹底敗壞了。我甚至也會承認，當我看到這個世紀的孩子們，在童年時期能發展出來的幸福、自由和獨立比我們那時要多得多時，我還忍不住嫉妒呢。

　　直到今天，當我看見孩子們那麼無拘無束，幾乎可以說是平等地與老師談話時，看到他們一點兒也不心懷恐懼地趕往學校，而不是像我們一樣一直懷著隔閡的感覺，看到他們在學校、家裡可以隨意公開說出那些來自年輕的、好奇的靈魂中的想法時，我似乎仍然覺得難以置信。這自由、獨立、天然的生靈，在我們踏進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築物以前，就必須把它掩藏好，以免讓自己的前額撞上那看不見的牛軛。對於我們來說，學校意味著強迫、冷漠、無聊，是一個對「不值得瞭解的知識」準確地進行切割分塊並死記硬背的地方；對於那些經院式或者被變成經院式的內容，我們找不到它們與現實或者個人興趣有任何關聯。那是一種遲鈍枯燥的學習，不是出於生活的需要而學習，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是舊式教育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學習。學校裡唯一真正讓我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也是我要為此感謝學校的時刻，就是學校的大門從此永遠在我身後關上了的那一天。

　　這並不是說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謂的「教學計劃」是在一百年經驗基礎上精心編制出來的。如果這些內容能以富有啟發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就可以成為一個富有成效、相當全面的教育基礎。但是，正因為有死板的計劃和枯燥的條條框框，我們的課程表變成了殘酷的荒野，死氣沉沉。一個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沒有根據個人的需求來調節，如同一個自動機器一樣，只顯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來顯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學計劃上的「要求」。這種人與人之間愛心全無，這種清醒的非個人化，這種軍營式的相處方式，正是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倍感煎熬的東西。我們有固定的內容要學習，學過的東西要考試。整整八年，沒有人問過我們自己願意學習什麼，一次都沒有。每個年輕人都暗自渴望獲得那種支持他們求知的輔助力量，偏偏在學校裡完全沒有。

　　這種冷漠的狀態從學校建築的外觀上就可以一覽無餘。這是一座典型的實用建築，五十年以前快速、廉價的方式沒多加考慮就搭造起來了。質量糟糕的陰冷石灰牆，教室低矮，沒有一張畫或者任何能讓眼睛感到舒適的裝飾，整座房子裡都是廁所的氣味。這座學習軍營從舊賓館拿來已經被無數人用過的家具，以後還將有無數人繼續用下去，不管他們對此是無所謂還是不情願。直到今天，我還忘不了這座房子裡那種令人不快的黴味，和奧地利行政辦公室裡的氣味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將這種氣味稱為「衙門味」，是那種暖氣燒得太熱，多人聚集，從來沒有真正好好通風的房間裡會有的氣味。這種氣味首先附著在衣服上，隨後也附著在靈魂上。我們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兩人一組，好像搖櫓船上的囚犯一樣。這種座位讓人後背彎曲，我們坐得骨頭都發疼。

　　在冬天，煤氣燈的明火發出來的藍光照在我們的書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掛上窗簾，好讓我們的目光無法瞥見一小塊四方形的藍天，不讓我們為此高興。那個世紀的人們還沒有發現，尚在發育的身體需要空氣和運動。四五個小時一動不動地坐在長凳上，這期間在陰冷狹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鐘的休息，人們以為這就足夠了。每週兩次，我們會被帶到體操大廳裡，窗戶都被關得嚴嚴實實，我們在地板上毫無意義地蹦來蹦去，每一步都會揚起一米高的灰塵。這樣下來，健體舉措就完成了，國家對我們盡了讓「健康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體中」這一「責任」。多年以後，當我從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邊經過時，還是能有一種獲得救贖的感覺，我不必再走進這座我們青少年時代的牢獄。當這座名校在舉行成立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時，我曾經受邀作為出色校友當著部長和市長的面發表演說。我客氣地拒絕了。我沒有什麼要感激這個學校的，每一個這類詞匯都會是謊言。

　　學校生活讓人感到的沮喪，責任也不在老師身上。他們既不好也不壞，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戰友。他們是可憐的魔鬼，像奴隸一樣被綁縛在一個程式裡面，被綁縛在具有威懾性的既定教學計劃上，他們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們也得完成我們的工作量一樣。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等到中午學校裡那讓我們獲得自由的鐘響起來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高興。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怎麼可能呢，因為他們也根本不瞭解我們。

　　幾年過去了，我們很多人的名字他們都不知道。在那時的教學方法中，他們的腦子裡只費心琢磨一件事，去確認「學生」在上一次作業中犯了多少個錯誤。他們坐在上面的講臺上，我們坐在下面；他們提問，我們必須回答。除此以外，我們之間沒有什麼關聯。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講臺和長凳之間，在看得見的「上」和看得見的「下」之間，是看不見的「權威」，這阻止了任何接觸和相互間的瞭解。老師將學生當作個體來看待從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對學生的觀察寫出「報告」——這種做法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了——既不是老師的責任，也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個人談話會減少老師的權威，因為那樣一來老師就讓我們「學生」同他們太平起平坐了，而他們本應該是「坐在上面的人」。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們的名字和長相，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問題了：我們和老師之間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靈魂上都毫無共同關聯。在我的記憶當中，如照片一樣清晰的是講臺和班級記事本。對那個記事本，我們總是企圖去瞄上一眼，因為裡面寫著我們的分數——就在現在，那個裡面有分類標記的小小紅色記事本還浮現在我的眼前；接下來便是在記事本中寫進數字的那支黑鉛筆。我眼前也浮現出自己的作業本，上面到處都是老師用紅色水筆修改過的地方，但是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的臉龐。也許那是因為我們面對他們時，總是半閉著眼睛或者用漫不經心的眼睛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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