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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15

  我深深蜷縮在電影院的座席上,雙手在鼻前交叉,反復向自己提出與以往同樣的問題:今後如何是好呢?

  問題誠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應做之事進行冷靜思考,縝密歸納。

  要排除連接上的混亂。

  的確有什麼東西陷入混亂,這無可懷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織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出現這種狀態,但交織總是事實。必須理清頭緒。通過恢復現實性來恢復自己。或許這並非連接上的混亂,而是另外一種新的連接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作為我只能抓著這條線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於中斷。這是線索。總之要動,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斷跳舞,並跳得使大家心悅誠服。

  要跳要舞,羊男說。

  要跳要舞,思考發出回聲。

  不管怎樣,我得返回東京。在這裡再呆下去也幹事無補。探訪海豚賓館的目的盡已達到,必須回東京重整旗鼓,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我拉上衣鏈,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圍巾纏上鼻端,走出電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蒙一片。整個街市如同凍僵的屍體一樣沒有半點活氣。

  回到賓館,我當即給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處打電話,預訂下午飛往羽田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臨起飛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嗎?」負責訂票的女性說道。我答說不要緊,一旦決定回去,恨不得馬上飛到東京。接著,我收拾好東西,去下邊結帳。然後走到服務台前,將眼鏡女孩兒叫到租借處那裡。

  「有點急事,得馬上回東京。」我說。

  「多謝您光顧,下次請再來。」女孩兒臉上漾起精美的營業性笑容說道。我以為突然提出回去對她可能多少是個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說,「還會來的,不久的將來。那時兩人慢慢吃頓飯,盡情暢談一番。我有很多話要好好跟你談談,但眼下必須回東京歸納整理,包括階段性思考,積極進取的態度,以及綜合性展望。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結束,我就回到這裡。不知要花上幾個月,但我肯定回來。為什麼呢,因為這裡對我……怎麼說呢,就好像是特殊場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這一聲,相對而言,更帶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這一聲,總的來說更趨向於肯定,「我這些話,在你聽來怕是傻裡傻氣的囉?」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說,「只不過對好幾個月以後的事我考慮不好罷了。」

  「我想並不是很遙遠的事。還會相見的。因為你我之間有某種相通之處。」我力圖說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說服。「你不這樣感覺?」我問。

  她只是拿圓珠筆頭在桌面「咚咚」敲著,沒有回答我的話。「那麼說,下班飛機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這樣,只要肯起飛的話。不過趕上這種天氣,情況很難預料。」

  「要是乘下班飛機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應?」

  「沒問題。」

  「有個13歲小女孩必須單獨回東京。她母親有事不知先跑到哪裡去了,剩這孩子一個人在賓館裡。麻煩你一下,把這孩子一道帶回東京去好嗎?一來她行李不少,二來她一個人坐飛機也叫人放心不下。」

  「這倒也怪了,」我說,「她母親怎麼會把孩子一個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別處去呢?這不簡直是亂彈琴?」

  她聳了聳肩:「其實這人也是夠亂彈琴的。是個有名的女攝影家,很有些與眾不同。興之所至,雷厲風行,根本不管什麼孩子。喏,藝術家嘛,心血來潮時滿腦子盡是藝術。事後想起才打個電話過來,說是孩子放在這裡了,叫找個合適的班機,讓她飛回東京。」

  「那麼她自己回來領走不就行了?」

  「我怎麼曉得。反正她說無論如何得在加德滿都住一個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們拉都拉不來的主顧,不能出言不遜的。她說得倒蠻輕鬆,說只要把孩子送到飛機場,往下一個人就可以回去了。問題是總不好那樣做吧?一個女孩子,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就不得了。責任問題嘛。」

  「無奇不有!」說罷,我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髮,穿著流行歌手式運動衫,經常聽單放機,是吧?」

  「是啊!怎麼,你這不是挺清楚的嗎?」

  「罷了罷了!」

  她給全日航空售票處打電話,訂了一張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後給小女孩房間打電話,說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請其收拾好東西下來。並說這人自己很瞭解,足可放心。接著叫來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間取行李。又馬上叫來賓館的麵包車。這一切做得幹淨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還真有兩下子。」我說。

  「不是說過我喜歡這工作麼,我適合幹這個。」

  「可別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說。

  她用圓珠筆咚咚敲了幾下檯面:「那是兩碼事,我不大喜歡別人逗笑話尋開心,一直不喜歡,那樣弄得我非常緊張。」

  「喂,我可一點也沒有叫你緊張的意思喲,」我說,「恰恰相反,我是想輕鬆一下才說笑話的。也許那笑話又粗俗又無味,但作為我是想努力說得俏皮些。當然,有時候事與願違,引不起人家興致,可惡意卻是沒有,更談不上嘲弄你。我開玩笑,只是出於我個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視我的臉,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觀看洪水退後的景象。稍頃,發出一聲既像歎息又像哼鼻那樣複雜的聲音:「對了,能給我一張名片嗎?既然把小女孩託付給你,那麼從我的角度……」

  「從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從錢夾裡抽出名片遞給她。名片這玩藝兒我也是具備的,曾經有12個人勸我還是懷揣幾張名片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細細看那名片。

  「那麼你的名字呢?」我問。

  「下次見面時再告訴。」她說,並用中指碰了下眼鏡框,「要是能見面的話。」

  「當然能見。」我說。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靜的微笑。

  10分鐘後,女孩兒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廳。男侍拿著一個薩姆納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進一隻德國狗。看來的確不可能把拿這麼大的東西的一個13歲女孩兒丟在機場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寫有「TALKING HEADS」①字樣的運動衫和細紋藍布牛仔褲,腳上穿一雙長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見到時一樣,仍使人感到一種近乎透明的無可言喻的美,一種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極其微妙的美。這種美在對方身上喚起的是某種不安的情感,大約是美得過於微妙的緣故。「TALKING HEADS」——蠻不錯的樂隊名稱,很像凱勒瓦克小說中的一節標題。

  ①意為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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