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鳥形狀錄(140)_村上春樹

一四〇

　　去年夏天去府上遞交本田先生紀念物時我向您講述的蒙古之行的長話，坦率地說，還有下文待續，稱之為後話亦未嘗不可。去年提起時我之所以未能將後半部分一併推出，裡面有幾點原因。其一是因為集中說完話未免過長。不知您是否記得，當時我不巧有急事要辦，沒有時間全部說完。而與此同時，心理上我也沒有完成將後半部分向別人如實說出的準備。

　　但同您分手之後，我以為還是把眼下的事統統放下，連同真正的結局毫不保留地如實講給您為好。

　　1945年8月13日我在海拉爾郊外激烈的攻防戰中給機槍子彈打中倒地之際，被蘇軍T34坦克的履帶碾去了左臂。昏迷不醒中被運往赤塔蘇軍醫院，在那裡做手術剩得一命。上次我也說過，我是新京參謀本部兵要地志班的人員，上邊已決定一旦蘇聯參戰立即撤往後方。但我寧願一死，志願轉入國境附近的海拉爾部隊，率先手持地雷朝蘇軍坦克隊撲去。但如本田先生曾在哈拉哈河畔向我預言的那樣，我未能輕易死去。命未失掉，只失掉左臂。估計我率領的連隊在那裡無一生還。雖說是依令行動，實質上無異於無謂的自殺。我們使用的小小不然的手提地雷，在大型T34坦克面前根本無濟於事。

　　我之所以受到蘇軍周到的治療，是因為我昏迷不醒時用俄語說了夢話——是我後來聽說的。上次也說過，我有一定的俄語基礎，在新京較為空閒的參謀本部服役期間又不住地磨煉，到戰爭末期已經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了。新京城住有不少白俄人，又有年輕的俄國女侍，不愁找不到人練習口語。結果人事不省時順嘴說出。

　　蘇軍一開始就打算佔領滿洲後把俘虜的日本兵送去西伯利亞進行強制勞動，一如歐洲戰爭後對德軍採取的作法。蘇聯雖然取得了勝利，但經濟由於長期戰爭而面臨嚴重危機，所有地方都有人手不足問題。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確保作為成人男性勞動力的俘虜。為此勢必需要很多翻譯，但數量遠遠不夠。惟其如此，才優先把我送去赤塔醫院，以不讓可能會講俄語的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語夢話來，肯定被扔在那裡不管很快一命嗚呼，連個墓標也沒有地埋在哈拉爾的河邊。命運這東西委實不可思議。

　　我作為翻譯要員受到嚴格的身份審查，又接受數月思想教育，之後被送往西伯利亞煤礦。那期間的詳情就不細說了。學生時代我偷偷看過幾本馬克思著作，總體上並非不贊同共產主義思想。但現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則受阻於我所見過的太多東西。由於我所屬的部門和情報部門的關係，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獨裁者在蒙古國內實行怎樣的血腥鎮壓。革命以來他們將數以萬計的喇嘛地主及反對勢力送進收容所無情除掉了。在蘇聯國內的所作所為也完全如此。縱然對於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也無法信任將這一思想和大義付諸實踐的組織和人。我們日本人在滿洲幹的也不例外。在海拉爾秘密要塞設計和修建過程中，為了殺人滅口，我們不知殺害了多少的中國人！這點你肯定無從想像。

　　況且我曾目睹蘇聯軍官和蒙古人活剝人皮的地獄場面，其後又被逼進蒙古一口深井，在那奇妙而強烈的光照中半點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熱情。這樣的人如何能相信什麼思想什麼政治呢！

　　我作為翻譯在下礦幹活的日本俘虜兵和蘇方之間充當聯絡員。西伯利亞其他收容所情況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礦每天都有人死去。在那裡死因無所不有：營養失調、劇烈的體力消耗、損頂事故、冒水事故、衛生設施不足造成的傳染病、難以置信的冬日嚴寒、看守暴行、對於輕微反抗的殘酷鎮壓，還有日本人之間的致命毆打。人們有時候相互憎恨相互猜疑、戰戰兢兢。悲觀絕望。

　　每當死者增加、勞動力數量漸漸減少，便有新兵不知從哪裡由火車悄悄拉來。他們衣著檻接骨瘦如柴，其中兩成受不住煤礦劇烈的勞動，不出幾個星期就死掉了。死後統統被投進廢棄的深豎井中。幾乎所有季節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鍬尖根本進不去。廢井於是成了最佳墓場。又深又暗又冷，一點味兒都沒有。我們時常從上面灑石灰。快填滿時，便從上面封頂一般扔上扔石塊，轉移到下一個豎井。

　　不僅僅死去的，為了殺一儆百，有時連活人都被扔進去。蘇軍看守把採取反抗態度的日本兵拉到外面，裝進麻袋打斷四肢，然後投進黑洞洞的地獄。我至今仍能聽到他們的慘叫。簡直是人間地獄。

　　煤礦作為重要戰略設施，由黨中央派來的人進行指導，由軍隊嚴加警備。處於最高領導地位的政治督導員據說和斯大林是同鄉，年輕氣盛，野心勃勃，嚴厲冷酷。腦袋裡裝的只是煤礦產量的數字，至於勞動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慮範圍之內。只要產值上去，中央就會將這裡視為優秀煤礦，作為獎賞而優先補充足夠的勞動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會減員，缺多少補充多少。為了提高成績，他們一個接一個開來一般不會開採的危險煤礦，事故當然有增無減，但事故完全不在話下。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邊的人。現場看守本身幾乎全是犯人出身，沒受過教育，殘忍至極，報復心重得令人震驚。這些人身上幾乎找不到同情友愛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亞嚴寒，天長日久簡直把他們變成了人以外別的什麼生物。他們在哪裡犯了罪，被關進西伯利亞監獄，在那裡服完長期徒刑，早已沒了歸宿沒了家庭，於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亞安頓下來。

　　被送來煤礦的不單單是日本兵，還有為數眾多的俄國犯人。他們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清洗的政治犯和前軍官。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氣質高雅不凡。也有——儘管數量不多——婦女和兒童。估計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屬。女孩子做飯掃地洗衣服。大些的姑娘甚至被迫從事賣淫之類。也不僅俄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膚微黑的外國人（大概是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也被火車運來。居住區分成三個。一個是集中住有日本俘虜兵的最大居住區，一個是其他犯人和俘虜居住區，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帶。在煤礦勞動的一般礦工、專家、警備部隊的軍官、看守及其家屬或普通俄羅斯市民都住在這裡。車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營。俘虜或囚犯禁止從那裡經過。居住區與居住區之間攔著幾道鐵絲網，端著機關槍的士兵往來巡邏。

　　不過，我因為具有翻譯聯絡員資格，也有事天天要去總部，只要出示通行證，基本可以在各區之間自由通行。總部附近有鐵路車站，站前有二座小鎮。鎮上有賣日用品的門面寒接的商店，有酒館，有中央來的官僚和高級軍官專用的宿舍。有飲馬池的廣場上飄揚著蘇維埃聯邦的巨幅紅旗。旗下停有一輛坦克，全副武裝的年輕士兵經常一副百無聊賴的神情靠機槍懶洋洋站著。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醫院，門前照例立著約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見那個人是1947年春天，記得雪終於融化，應該是5月初。我被送來這裡轉眼一年半過去了。那個人身穿俄國犯人穿的囚服，和十多個同伴一起從事車站維修工程。拿錘子把石頭打碎，用來鋪路。四下裡回蕩著錘擊磁石的當當聲。我去煤礦管理總部報告完回來，從那站前通過。監督施工的下級軍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證。我從衣袋掏出遞給他。身材高大的中士滿臉狐疑看了半天，但他顯然認不得字。於是叫來一個正幹活的犯人，叫他念通行證上的字。此犯人與他身邊幹活的其他犯人不同，顯得頗有教養。但他就是那個人。一看見他，我頓時面色蒼白，呼吸都幾乎停止，就像溺水時透不過氣一樣。

　　居然是那個在哈拉哈河對岸讓蒙古人剝山本皮的蘇聯軍官！他瘦了，頭髮一直禿到頭頂，門牙少了一顆。衣服不再是一道把沒有的軍裝，而是髒兮兮的囚服，腳上不再是光閃閃的長筒靴，而是開著窟窿的布鞋。眼鏡片髒損得一塌糊塗，鏡腿也彎了。但他無疑是那個軍官，不可能認錯。對方也重新盯視我的臉。大概對我過於茫然呆然的仁立不動感到詫異。同九年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樣瘦了，老了。頭上甚至夾雜白髮。但看樣子他終於記起了我，臉上浮現出驚愕——他肯定以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為糞土。作為我也做夢都沒想到居然會在這西伯利亞的煤礦小鎮碰上身穿囚服的那個軍官。

　　但他很快掩住驚愕，對著脖子挎著機槍的不識字的中土以沉靜的聲音朗讀通行證：我的姓名、我的翻譯身份、我的可越區通行資格等。中土將通行證還給我，揚了揚下巴說可以了。走一會我回頭看去。對方也在看我，臉上似乎現出淺淺的微笑——也許是我的錯覺。好半天我都兩腿發抖走不好路。當時的恐怖場景刹那間歷歷復蘇過來。

　　我猜測他大概因為什麼垮臺而被作為囚犯送來這西伯利亞。這在當時的蘇聯絕不稀罕。政府內、黨內、軍內鬥爭愈演愈烈，斯大林近乎病態的猜忌也使得鬥爭變本加厲。下臺的人只粗略經過一下審判便馬上被槍斃或送入收容所。結果哪個更好只有天曉得了。因為縱免一死，也無非落得從事嚴酷至極的奴隸性勞動，直到幹死為止。我們日本兵是戰時俘虜，活下來尚有返回祖國的希望。而被驅逐的俄國人則幾乎沒有生機。那個人想必也將在這西伯利亞大地上化為一壞黃土。

　　然而有一點我放心不下：現在他已掌握了我的姓名住所。戰前我同山本一起參加了——儘管自己也蒙在鼓裡——秘密戰鬥，渡過哈拉哈河，潛入蒙古境內進行間諜活動。萬一這一事實從他嘴裡透露給誰，我勢必處境不妙。但他終歸沒有密告我。事後得知，那時他正在悄悄制定更為長遠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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