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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第12章 間官中尉的長話

  「我到滿洲是1937年初的事,」間官中尉開始說道,「我是作為中尉到新京關東軍參謀本部報到的。因我在大學學的是地理,被分配到專門搞地圖的『兵要地志班』。對我這實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因為我受命負責的工作,坦率地說,作為軍事勤務是相當舒服的那一類。

  「而且,當時滿洲的形勢比較安穩,或者說算是穩定的了。『日支事變』的發生使戰爭舞臺從滿洲移往中國內地,投入作戰的部隊也由關東軍變為中國派遣軍。掃蕩抗日遊擊隊的戰鬥雖然還在繼續,但大多是在比較邊遠的地區,總體上大的難關已經過了。關東軍把精銳部隊放在滿洲,以便一邊監視北部邊境,一邊維持獨立不久的滿洲的穩定與治安。

  「雖說安穩,畢竟是戰時,演習還是時常有的。但我沒有參加的必要。這也是值得慶倖的。在零下40度甚至50度的冰天雪地中演習,可不是鬧著玩的,演習中弄不好都可能沒命。每演習一次,都有幾百士兵凍傷,或住院或送往溫泉治療。新京雖說還稱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異國情調,很有意思,想玩還是可以玩得相當盡興的。我們新來的單身軍官住的不是兵營,而是集中住在類似公寓那樣的地方。快活得莫如說是學校生活的繼續。我天真地想,要是這樣的安穩日子一直持續下去,平安無事服完兵役可就再好不過了。

  「無須說,那不過是表面上的和平。離開這塊避風港馬上就是正在進行的殘酷戰爭。中國戰場必然成為進退不得的泥沼——我想大多日本人都明白這點,當然這裡指的是頭腦正常的日本人。縱使局部打幾個勝仗,日本也是沒有可能長期佔領統治那麼大的國家的。這點冷靜考慮一下就不難明白。果不其然,仗越拖越久,傷亡數量有增無減。同美國的關係也像滾下坡似地急劇惡化。即便在日本國內也感覺得出戰爭陰影正一天天擴大。1937。1938年就是這樣的黑暗歲月。然而新京的軍官生活卻過得悠然自得。老實說,甚至不知戰爭為何物。我們只管通宵達旦地喝酒,嘴裡胡說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尋歡作樂。

  「不料有一天,大約是1938年4月末吧,我被參謀本部一個上司叫去,讓我見一個叫山本的便服漢子。此人短髮,仁丹胡,個頭不怎麼高,年齡三十五六歲。脖子上有一道刀砍過似的傷疤。上司介紹說:山本是民間人士,受軍方委託正在調查滿洲國境內蒙古族人的生活習俗。這次要去呼倫貝爾草原同外蒙接壤的邊境地帶調查,軍方準備派幾名護衛隨行,你也作為一員同去。但我不相信這番話。因為山本這個人固然身穿便服,但怎麼看都是職業軍人,眼神說話方式和舉止都說明這點。我猜測是高級軍官且是情報方面的,大概出於任務性質而不便公開軍人身分。這裡邊透出凶多吉少的預感。

  「與山本同行的連我共三人。作為護衛來說未免過少,但增加人數,勢必相應引起國境附近外蒙軍隊的注意。看樣子少而精,實際並非如此。因為就唯一身為軍官的我來說就根本沒有實戰經驗。計算戰鬥力,只有深野軍曹一人。深野是參謀本部裡的士兵,我也很熟悉,可說是行伍中滾爬出來的,還在中國戰場立了戰功。此人膽大,關鍵時刻能頂得住。但我不曉得一個姓本田的伍長何以參加進來。本田和我一樣都剛從國內派來不久,當然也談不上實戰經驗,看上去人很老實,沉默寡言,打起仗來不像能有多大用處。再說他屬第七師,就是說,是參謀本部為執行此次使命特意把他從第七師選拔出來的。這也就意味著他具有這個價值。而真正明白個中緣由則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我所以被選為這次護衛的指揮,是因為我主要負責滿洲西部邊境和哈拉哈河流域的地理情況,充實這方面的地圖是我的主要任務。曾坐飛機在那一帶上空飛行過幾次,所以想必上司認為我去多少方便些。此外還交我一項任務,就是在護衛的同時詳盡地搜集該地區的地理情報,提高地圖準確度,即所謂一舉兩得。我們當時手中關於呼倫貝爾草原與外蒙交界一帶的地圖,老實說是相當粗糙的,不過是把清代地圖多少加加工罷了。關東軍自滿洲建國以來勘察好幾次,準備繪製準確些的地圖。無奈國土過於遼闊。加之滿洲西部全是沙漠般漫無邊際的荒野,國境線有也等於沒有。況且那裡原本住的是蒙古牧民,他們幾千年來從不需要國境線,也沒那個概念。

  「此外政治上的原因也推遲了準確地圖的繪製。因為,如果單方面擅自劃定國境線搞正式地圖,很可能引起大規模軍事糾紛。與滿洲接壤的蘇聯和外蒙,對犯境極為神經質,以前就已圍繞國境線發生過幾次激烈戰鬥。在當時那個階段,陸軍不願意同蘇聯交火。陸軍已將主力投入到中國戰場。沒有分兵大規模對蘇作戰的餘力。不但師團數量不足,坦克、重炮、戰機數量也不夠。軍部認為當務之急是使建國不久的滿洲國的國體穩定下來,而北部、西北部國境線的明確劃分不妨推遲一步。目的在於暫且糊塗著以爭取時間。風頭正勁的關東軍也大體等重這一見解,採取靜觀姿態。於是一切就這麼稀裡糊塗擱置下來。

  「問題是無論用心如何,一旦打起仗來(實際上諾門坎第二年就打起來了),我們沒有地圖是無法作戰的。並且普通民用地圖還不行,而需要作戰用的專門地圖。比如適合在何處構築何種工事,重炮置於何處最有效,步兵步行到彼處需幾日時間,何處可取得飲用水,馬匹糧草所需多少——需要包括這些詳細情報的地圖。沒有這樣的地圖,打現代戰爭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工作同情報部的工作有相當多交叉部分,同關東軍情報部和設在海拉爾的特務機關頻繁交換情報。人員也大致相互認得。但山本這個人卻是第一次見。

  「經過五天準備,我們乘火車從新京往海拉爾進發。再從海拉爾轉乘卡車經過有一座叫坎杜爾廟的喇叭寺院的地方,來到哈拉哈河附近滿洲國軍國境監視所。準確數字記不清,作為距離我想有300至500公里。一眼望去,真個是什麼也沒有的空蕩蕩的荒野。出於工作性質,我一直在卡車上拿地圖同地形對照。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堪稱標誌的東西可以利用。長滿蓬蓬荒草的丘陵綿延不斷,地平線無限擴展開去,唯獨天空有雲片飄浮。在地圖上根本沒辦法搞清我們到底處於什麼位置。只能通過計算行進時間來大體判斷方位。

  「在這荒涼風景中默默行進起來,有時會湧起一股錯覺,覺得自己這個人正失去輪廓而漸漸淡化下去。周圍空間過於遼闊,難以把握自己這一存在的平衡感。明白嗎?只有意識同風景一起迅速膨脹、迅速擴散,而無法將其維繫在自己的肉體上。這是我置身于蒙古大草原正中的感覺。多麼遼闊的地方啊!感覺上與其說是荒野,倒不如說更像是大海。太陽從東邊地平線升起,緩緩跨過中天,在西邊地平線沉下。這是我們四周所能看到的唯一有變化的物體。它的運行使我感覺到某種或許可以稱為宇宙巨大慈愛的情懷。

  「在滿洲國軍監視所,我們下卡車騎馬。除供我們騎的四匹馬外,那裡還另備了兩匹馬馱運糧食、水和裝備。我們的裝備比較輕便。我和那個叫山本的只帶手槍,深野和本田手槍加三八槍,各有兩顆手榴彈。

  「指揮我們的,實質上是山本。他決定一切,向我們下達指令。他公開身分是民間人士,按軍隊規則本應由我任指揮官,但誰也沒對歸山本指揮這點懷有疑問。因為無論在誰眼裡指揮官都非他莫屬;而我軍銜是少尉,實際上不過是全無實戰經驗的科室人員。軍人這東西一眼即可看出這種實力,自然而然聽命於有實力人的指揮。況且出發前上級已再三交待我要絕對尊重山本的指示。總之就是要破例聽山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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