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村上春樹 >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 | 上頁 下頁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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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05年8月14日夏威夷州考愛島 人是如何成為跑步小說家的 八月十四日,星期天。早晨,一面用MD聽著卡拉.托馬斯和奧蒂斯。雷丁的音樂,一面跑了一小時十五分鐘。下午在體育館的游泳池裡遊了一千三百米,傍晚時分去海濱游泳。然後在位於哈納雷小鎮入口處的「海豚餐廳」喝啤酒,吃魚,是一種叫「挖路」(walu)的白肉魚,請店家用炭火烤熟了,灑上醬油。配菜則是土耳其式的烤蔬菜串兒,配以大盆的色拉。進入八月以來,到今天正好跑了一百五十公里。跑步進入我的日常生活,是在很早以前,準確說來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那時候我三十三歲。 稍早於此,我在千馱穀車站附近經營一家類似爵士俱樂部的店。大學一畢業(因為打工太忙,有幾個學分還沒拿到手,該說仍然在學),立刻在國分寺車站的南口開了一家店,經營了三年左右,由於大樓改建,遂遷至市中心。店面算不上大,然而也不算太小。放了一架三角大鋼琴,店裡勉強可以容納五重奏樂隊演奏。白天供應咖啡,晚間改作酒吧。佐餐佐酒的菜肴也一應俱全,週末還安排現場演奏。這種店當時比較少見,客人順利地增多,經營還算不錯。 周圍很多人似乎預測,這種業餘愛好般的買賣註定不會成功,不諳世故的我不會有經營才幹,然而這預測落了空。老實說,連自己都不覺得自己有經營才幹,只不過覺得一旦失敗了便是窮途末路,才不顧一切拼命努力。勤勉、耐勞、不惜體力,從前也罷現在也罷,都是我僅有的可取之處。倘若比作馬匹,我恐怕不是專事比賽的賽馬,而更接近于從事雜役的駑馬。我本是工薪階層家庭出身的孩子,對做生意可謂知之甚少,不過太太卻是商家出身,她身上那種類似悟性的東西幫了大忙。任憑我多麼優秀,僅靠一介駑馬,也註定一事無成。 工作很是艱苦。清晨就開始幹活,一直得幹到深夜,累得筋疲力盡。也曾遭遇種種嚴峻的局面,也曾抱頭苦思卻痛無良策,也曾多少次飽嘗失望的滋味,然而我廢寢忘食地拼命工作,漸漸地收支趨向平衡,還雇上了幫工。在即將迎來三十歲的時候,好容易能喘口氣兒了。當時從能借錢的地方借足了錢,償還債務一事大致有了頭緒,我終於感到算是告一段落。之前,我一心考慮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將臉探出水面,幾乎無暇分心旁騖。現在好歹算是爬過了人生中一段陡峭臺階,來到一個稍稍開闊些的場所,心裡也生出了自信:既然已經安抵此地,今後就算路途多舛,大概也能對付過去。做一做深呼吸,緩緩地環視四周,回顧走過來的路,就該採取的下一步進行思考。三十歲迫在眉睫,已然逼近不能再呼為青年人的年齡。於是乎——連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我下了決心:寫小說! 我可以具體說出下決心寫小說的時刻,那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下午一點半前後。那一天,在神宮球場的外場觀眾席上,我一個人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觀看棒球比賽。神宮球場距離我居住的公寓僅僅一步之遙,而我當時是個熱情的「養樂多燕子隊」支持者。天空中一絲兒雲也無,風兒暖洋洋的,是個無可挑剔的陽春佳日。那時候的神宮球場外場上還沒有設置坐椅,只是一面斜坡,長著一片綠草。我躺在草地上,啜飲著啤酒,不時仰面眺望天空,一邊觀看比賽。一如平日,觀眾不多。養樂多燕子隊在主場迎戰本賽季開幕戰的對手——廣島鯉魚隊。記得養樂多燕子隊的投手是安田。他是個五短身材、胖乎乎的投手,善投一手極難對付的變化球。安田第一局輕輕鬆松叫廣島的進攻線吃了個零蛋。接著,在第一局的後半場,第一擊球手、剛從美國來的年輕的外場手迪布·希爾頓,打出了一個左線安打。球棒準確地擊中了速球,清脆的聲音響徹球場。希爾頓迅速跑過一壘,輕而易舉地到達二壘。而我下決心道「對啦,寫篇小說試試」,便是在這個瞬間。我還清晰地記得那晴朗的天空,剛剛回復了綠色的草坪的觸感,以及球棒發出的悅耳聲響。在那一刻,有什麼東西靜靜地從天空飄然落下,我明白無誤地接受了它。 我並沒有野心要當一個小說家。我只是一心一意想寫一篇小說,甚至連個具體的構思都沒有,卻覺得「現在,我大概能寫出個像樣的東西來」。回到家裡,坐在書桌前——好,動手寫啦!這時候才發現,我連一支正兒八經的鋼筆都沒有,於是去了新宿的紀伊國屋書店,買回一遝稿紙,和一支一千多日元的水手牌鋼筆。一筆小小的投資。 那是春天的事兒。到了秋天,一部二百來頁、每頁四百字的作品寫完了。覺得心情甚是舒暢,但還不知道如何處理為佳,於是順勢投稿應徵文學雜誌的新人獎去了。甚至連複印件都沒有拷貝一份,由此可知,我當時一定覺得如果落選,這篇稿子去向不明也無所謂。這,就是後來那部以《且聽風吟》為名出版的作品。而當時我關切的,說是作品能否得見天日,毋寧說能否寫完。 那年秋天,常敗之將養樂多燕子隊居然獲得聯賽冠軍,進入總決賽,並且擊敗了阪急勇者隊,勇奪全國總冠軍。我緊張難捺,幾度前去舉行總決賽的後樂園球場觀戰——養樂多燕子隊不曾預料真會奪冠,竟然將主場神宮球場的使用權轉讓給了六大學棒球聯盟。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記憶猶新。晴好的天氣日復一日,真是個美麗的秋季。天空澄澈高遠,繪畫館前夾道成排的銀杏樹,比歷年更顯鮮豔明麗,閃耀著金色的光澤。對我來說,那是人生二十年代的最後一個秋天。 翌年初春,《群像》編輯部打來電話,告訴我「你的作品入圍最後一輪評選」,當時我已然將應徵新人獎一事忘到了爪哇國,因為每天的生活委實太忙碌。猛然一聽這話,竟一時無法明白對方在說什麼,如墜五里霧中:「啥?」總而言之,那部作品獲得了新人獎,夏天還推出了單行本。對那本書的評價也算馬馬虎虎。我年屆三十,懵懵懂懂、稀裡糊塗、毫無預料地,就成了一名新進小說家。我自然驚愕不已,周圍的人恐怕更詫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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