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177)_西蒙·波娃

一七七

　　「不管怎樣，革命解放聯合會註定要滅亡。」迪布勒伊說道，「《希望報》嘛，也許能保住，可保住以後又怎樣呢？抵抗兩個陣營，保持獨立，我在《警覺》雜誌社也是儘量這麼去做。可我實在不明白這到底有何益處。」

　　亨利困惑不解地望著迪布勒伊。他急於洗刷亨利，是出於真情呢？還是想極力避免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提出疑問呢？

　　「您認為早在10月份革命解放聯合會就已經沒有希望了？」亨利問道。

　　「我認為它從來就沒有什麼希望。」迪布勒伊聲音生硬地說。

　　不，迪布勒伊決不是出於禮貌才這麼說，他心裡確實是這麼想的，為此，亨利感到困惑。他多麼希望認為自己對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失敗不負有任何責任，但迪布勒伊的這番話卻讓他感到很不自在。迪布勒伊在書中指出了法國知識分子無能為力，但亨利沒有想到他給自己所作的結論賦予反思的意義。

　　「您是從什麼時候起就這麼認為的？」亨利問道。

　　「已經很久了。」迪布勒伊一聳肩膀：「打從一開始，鬥爭就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展開，我們完全被排斥在外。」

　　「你說的這一切，我並不覺得怎麼錯。」亨利說道，「可歐洲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法國在歐洲亦然。」

　　「錯了。我們已經進退維谷。說到底，您要明白。」迪布勒伊聲音焦躁地說，「我們能有什麼分量？無足輕重。」

　　確實，他始終還是他自己。他不可抗拒地逼著您跟他跑，可突然間又把您拋下不管，自己向新的方向沖去。亨利常常這麼想：「無能為力。」可聽到迪布勒伊如此武斷地作出這種結論，亨利感到很不舒暢。「我們一直就明白我們只不過是少數派。」亨利說道，「可您也認為少數派也可以有所作為。」

　　「在某些情況下是這樣，但在這件事上不行。」迪布勒伊說。他像放連珠炮似地快速說了起來。顯而易見，這些話早就憋在他的心頭了。「抵抗運動，這很好，有一小部分人也就足夠了。別人所需要的，簡單地說就是要造成混亂。鬧事、破壞、抵抗，這是少數人的事。可一旦提出搞建設，那完全是另一碼事了。我們原來以為趁我們還在興頭上，可以一鼓作氣幹下去，但是被佔領時期和解放後的時期被徹底分割。拒絕與敵合作，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以後的事情嘛，與我們也沒有任何關係。」

　　「這跟我們還是有點關係的。」亨利說道。他十分清楚迪布勒伊為何要持相反的論調。老先生不願意認為自己也有過行動的可能性，可惜利用不當。他寧願譴責自己判斷有誤，而不願承認自己失敗。但是，亨利堅信不疑，在1945年，前途還是廣闊的，他決不是憑自己的一時興趣摻和到政治中去的。他清楚地感到周圍發生的一切都與他息息相關。「我們的努力失敗了。」他說，「但這並不證明我們當初不該去努力。」

　　「噢！我們沒有加害於任何人，」迪布勒伊說道，「搞政治和酗酒一個樣，也許對身體害處還要少一點兒。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完全錯了！要是別人再讀讀我們在1944年與1945年間寫的東西，准會忍俊不禁：您自己就去試試瞧！」

　　「我揣摩我們當時太樂觀了。」亨利道，「這可以理解……」

　　「若您願意，我可以為我們提供各種可減輕罪過的情況！」迪布勒伊道，「抵抗運動勝利，解放的歡樂，我們可以據此得到廣泛的原諒。正義取得了勝利，前途賦予善良的人們，我們這些人都帶有古老而深刻的理想主義背景，巴不得相信這一切。」他聳了聳肩：「我們都是些孩子。」

　　亨利沒有吭聲。他眷戀這段過去的歷史，恰似眷戀兒時的往事。對，在這段歷史裡，敵友分明，善惡分明，生活就像埃皮納勒的畫片一般純樸，一切都酷似人的童年。他不願否認這段歷史，這本身就說明迪布勒伊言之有理。

　　「那依您之見，我們當時應該怎麼辦呢？」他問道，接著微微一笑：「我們應該加入共產黨嗎？」

　　「不。」迪布勒伊答道，「正如您從前有一天跟我說過的那樣，人們要思考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誰也不可能擺脫自身。要不，我們准都是些極壞的共產黨員。」他生硬地補充了一句：「再說，他們幹了些什麼？什麼也沒有。他們也同樣進退維谷。」

　　「那怎麼辦呢？」

　　「那就什麼都不做。沒有什麼可為的。」

　　亨利又為自己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也許說得有理，但這樣一來，一切也就荒誕可笑了。亨利重又回想起了那一個春日，充滿眷戀之情凝望著垂釣者的那個春日。他對納迪娜說：「我沒有時間。」他從來就沒有空暇，要幹的事情太多了。可實際上，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事情要做。

　　「真遺憾沒有更早醒悟到這一點。不然可以避免多少麻煩啊。」

　　「我們不可能醒悟得更早！」迪布勒伊說，「假設我們屬一個五等小民族，屬一個早已過時的年代，要認識到這一點可不是一天的事情。」他搖搖頭：「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才會甘心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亨利以滿含欽佩的目光望著迪布勒伊。漂亮的一手戲法！並沒有過什麼失誤，只不過是一次失誤。而且失誤也是情有可原，因此也就一筆勾銷，無所謂失誤。過去這段歷史就像墨魚的骨頭一般清晰明朗，迪布勒伊本人是歷史必然性的一個無可指摘的受害者。這確實不錯，但是亨利對此絲毫也不感到滿意。他不願意承認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打一開始就是身不由已被逼著走的。他曾有過心靈上的激烈鬥爭，有過疑慮，也有激情，可照迪布勒伊說來，仿佛輸贏早有定局。他常常反問自己是何人，現在別人給了他答案：他是一個法國知識分子，曾被1944年的勝利所陶醉，又在事態的發展中被迫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毫無作用。

　　「真怪，您竟變成了一個宿命論者！」亨利說道。

　　「不。我並沒有說一般意義上的行動是不可能的。只是眼前對我們來說不可能。」

　　「我已經拜讀了您的書。」亨利說道，「簡言之，您認為只是眼前跟共產黨走才可能有所作為。」

　　「對。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處境光明，而是除了他們，別的一無所有。這是事實。」

　　「可是您並沒有跟他們走嘛！」

　　「我不可能再改造自己了。」迪布勒伊說，「他們的革命與我以前希望的革命相去甚遠。我錯了。不幸的是，一個人並不因為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搖身一變，變成另一個人。您年輕，或許還可能下決心改造自己，可我不行了。」

　　「哈！我呀，我早就沒有興趣去摻和什麼事情了。」亨利說，「我想隱居鄉間，甚至乾脆跑到國外，去寫作。」他淡淡一笑：「依您之見，人們連寫作的權利都沒有了。」

　　迪布勒伊也淡然一笑：「我也許有點誇張。不管怎麼說，文學並不那麼危險。」

　　「可您覺得它再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您認為還有？」迪布勒伊反問道。

　　「對，既然我還繼續在寫。」

　　「這不是什麼理由。」

　　亨利懷疑地看了看迪布勒伊：「您是繼續在寫作呢還是再也不寫了？」

　　「僅僅證明怪癖毫無意義，那是絕對改變不了癖好的。」迪布勒伊說道，「不然瘋人院早就空了。」

　　「哈！得了。」亨利說道，「您連自己還沒有說服呢，我看這樣很好。」

　　「也許哪一天我會被說服的。」迪布勒伊神態狡黠地說。他緊接著故意岔開話題：「噢，我想跟您通個氣：昨天有個人來訪，真怪，就是那個小塞澤納克。我不知道您到底妨礙了他什麼事，反正他對您可不善。」

　　「我把他從《希望報》開除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道。

　　「他一開始就沒頭沒腦地給我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迪布勒伊說，「問我認識不認識一個叫梅爾西埃的，問我在1944年的某一天是不是在巴黎，具體日期我記不清了。首先我什麼都記不清，再者，這些事與他又有何干？我相當生硬，把他拒絕了，於是他便編造起一個荒誕的故事來。」

　　「有關我的？」

　　「對，那個小夥子，是個神話癖子。他可能是個危險分子。他跟我說您為洗刷蓋世太保的一個密探作了偽證；說什麼肯定是通過那個小貝洛姆對您進行了訛詐。必須阻止他到處傳播這種事情。」

　　亨利心中的石頭落了地。聽迪布勒伊說話的口氣，他明白了迪布勒伊從來就沒有想過塞澤納克說的是事實。只要淡然一笑，隨便說一句無關緊要的話，這件節外生枝的事就可了結。可他怎麼也找不出話來。迪布勒伊有點兒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您知道他恨您恨到這個程度嗎？」

　　「他並不特別恨我。」亨利說道，緊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事實是他說的確有其事。」

　　「啊！確有其事？」迪布勒伊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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