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150)_西蒙·波娃

一五〇

　　「要是你跟我說實話，我一定會相信你。」她邊說邊朝門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談純屬枉然。至於波爾，從今之後，與她進行任何友好的交談也都無濟於事。該把她安頓到我的長沙發上，向她提問。幸好對我們認識的知己朋友，不允許採取這種醫治方式，如果這樣做了，我會覺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給她打電話，她一概拒絕去摘電話機；我又給她寫了兩封信，她只簡短地回了幾個字：「原諒我。我需要清靜。需要時我哪天會給你個信兒的。」這樣一來，我反而卑怯地感到從此了卻了一塊心病。

　　寒冬還在繼續拖延。自從與朗貝爾鬧崩之後，納迪娜情緒極不穩定。除樊尚之外，她什麼人也不見。她不再搞通訊報道，只是管她的《警覺》雜誌。羅貝爾閱讀大量的東西，經常領我上電影院，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聽音樂。他開始發瘋似的買起唱片來。每當他像這樣又染上一個新的怪癖，就說明他的工作很不順利。

　　一天早上，我們正在一邊吃早飯一邊瀏覽報紙，無意中我看到了勒諾瓦的一篇文章，這是他第一次在共產黨的報紙上發表文章。文章寫得很不客氣，對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譴責，對羅貝爾算是最客氣的，可對亨利是瘋狂地大加攻擊。

　　「看看這。」我說。

　　羅貝爾讀後把報紙一扔：「亨利沒有變成反共分子，應該承認他能這樣做真值得欽佩。」

　　「我跟您說過他會挺得住的！」

　　「報社裡該有不少麻煩。」羅貝爾說，「據薩瑪澤爾的文章看，人們完全可以感覺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奧顯然也如此，朗貝爾嘛，遠遠不只是讓人懷疑囉。」

　　「噢！亨利的處境可不妙！」我說道，接著微微一笑：「實際上，他的處境和你差不多：你們倆跟大家都不和。」

　　「這對他來說比我可能要更艱難些。」羅貝爾說。

　　他的話聲中幾乎隱含著關切。我感覺到他對亨利的積恨已經開始消除了。

　　「我怎麼都弄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子跟你鬧翻。」我說，「我保證他如今肯定後悔不已。」

　　「我經常反省這件事。」羅貝爾說，「開始時，我責備他在這件事上太顧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並不怎麼有錯。實際上，我們倆都應該明確今日的知識分子能夠和應該擔任怎樣的角色。保持沉默，無疑是選擇極為悲觀主義的解決方法。像他那個年紀，表示不滿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遠不如您那麼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說。

　　「他也許認識到事關其他事情。」羅貝爾說。

　　「什麼事情呢？」

　　羅貝爾猶豫片刻：「你要聽我的心裡話？」

　　「當然。」

　　「一個知識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麼會呢？他總可以寫作吧，不是嗎？」

　　「噢！人們盡可以鬧著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樣，可要加倍小心，什麼都不要說。即使這樣做，也有危險。」

　　「哎喲，」我說，「您在您的書中不是捍衛文學的嘛。」

　　「我希望我有關文學的論斷哪一天重又變成真理。」羅貝爾說，「可眼下，我認為我們最好還是讓別人忘掉我們。」

　　「總不至於停止寫作吧？」我問道。

　　「當然要停止。等我寫完這部論著，我就再也不寫了。」

　　「為什麼？」

　　「我為什麼非要寫作？」羅貝爾說道，「因為人活著不僅僅只吃麵包，因為我相信這項多餘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寫作是為了拯救被行動所忽視的一切：現實的真實，個人和即時。我迄今為止一直認為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礙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學，只要它致力於把麵包之外的食糧提供給人們，別人都會利用它來表明人們完全可以不用吃麵包。」

　　「您一直在避免這種誤會。」我說。

　　「可情況發生了變化。」羅貝爾說，「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只在他們手中。我們所捍衛的價值觀念再也沒有位置。也許哪一天會重新獲得這些價值觀念，但願如此。可是如果我們在眼下極力維護它們，那就是為反革命效勞。」

　　「不，我不願相信。」我說，「對真理的追求，對個人的尊重，絕對沒有害處。」

　　「當我拒絕說集中營的事時，就是因為我看到說真話是有害的。」羅貝爾說。

　　「這是一個特殊情況。」

　　「類似的特殊情況有千百個。不。」他說道，「要麼就說真話，要麼就乾脆不說。如果沒有橫下一條心，永遠都說真話，那就不要摻和進去，最好還是保持沉默。」

　　我打量著羅貝爾：「您知道我有什麼看法嗎？您還繼續認為應該對蘇聯的集中營保持沉默，可您付出的代價已經夠大了。您和我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我們都不喜歡犧牲什麼，這只會造成我們悔恨。可正是為了懲罰您自己，您才放棄寫作。」

　　羅貝爾微微一笑：「應該說通過犧牲某些東西——大體上，就是你說的我的知識分子職責——我才意識到這些東西純粹是虛的。你還記得1944年的聖誕節前夜嗎？」他問道，「當時就有人說也許將出現文學喪失其權利的時刻。那麼，我們現在就處於這種時刻！不是因為缺少讀者，而是我可以提供給他們的書要麼有害，要麼毫無意義。」

　　我猶豫不決地說：「這裡面有一點站不住腳。」

　　「什麼？」

　　「如果在您看來古老的價值觀念真的那麼毫無用處，那您就會跟共產黨人一起走。」

　　羅貝爾點點頭：「你言之有理，是有一點站不住腳。我這就跟你說為什麼：我太老了。」

　　「您的年紀與這又有什麼相干？」

　　「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所珍惜的許多東西都已不合時宜，我不得不去接受一個與我所想像的迥然不同的未來，只是我已經無法改變自己。於是在這個未來之中我便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換言之，您希望共產主義獲勝，而同時心裡又清楚您無法在共產主義的世界中生活？」

　　「差不多是這樣。我以後再跟你細談。」他又補充一句，「我在這一方面要寫一寫，將作為我這部書的結論。」

　　「那等這部書寫完之後，您準備幹什麼？」我問道。

　　「大家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有二十五億的人不寫作呢。」

　　我不願過分擔驚受怕。羅貝爾不得不為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失敗承擔責任，他眼下正處於危機之中，以後還會轉變的。但是，我承認我不喜歡他這種想法：大家幹什麼他就幹什麼。是為了活著而吃飯，還是為了吃飯而活著，這個噩夢始終纏繞著我的整個少年時代。如果不得已到了這個地步，那還不如立即打開煤氣死了算了。但是我猜想大家也都想過這種事：立即打開煤氣死了算了，可誰也沒有去開。

　　我感到相當沮喪，繼後的日子裡沒有一點兒心思去見任何人。一天早晨，有個送貨員忽然給我送來了一大束紅玫瑰，我感到十分驚奇。玫瑰花包著透明紙，別著別針，上面夾著波爾的一封短信：

　　「好了！誤會消除了！我感到幸福，給你送上玫瑰花。今天下午來我家。」

　　我對羅貝爾說道：「情況並沒有好轉。」

　　「沒有任何誤會吧？」

　　「沒有。」

　　他又重複了一遍跟我說過多次的話：

　　「你該送她去馬德呂斯診所看看。」

　　「要讓她下決心去可不容易。」

　　我不是她的醫生，可我再也不是她的朋友。我唇邊掛著謊言，一步步登上她家的樓梯，雙眼中潛藏著職業的目光。敲門時，我扮出一個笑臉，可在我看來，這種笑臉像是一種背叛。沒想到波爾迎接我時竟出乎意料地親熱，她親了我，為此我為自己的舉動感到更加慚愧。她穿著一件式樣已經過時的長裙，在挽起的頭髮和胸口上分別別著一朵玫瑰。整個房間都擺滿了鮮花。

　　「你來了真好！」波爾說，「你始終都這麼好，我可真擔當不起。我待你很不客氣，我當時是實在控制不了自己。」她以抱歉的口吻補充道。

　　「我應該感激你，你給我送去了那麼華美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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