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148)_西蒙·波娃

一四八

　　「他只顧自己？」我問道：「他整天都在幹那些讓他煩惱的事情。您自己也經常承認他是多麼忠心耿耿。」

　　「當他感興趣時，是這樣。但是事實是他討厭政治，他真正關心的只是自己。」羅貝爾不耐煩地一揮手，擋住了我的話：「我最責怪他的就是這一點。在這件事上，他一心只考慮別人會議論他什麼。」

　　「別跟我說什麼他會對集中營的存在無動於衷吧。」我說。

　　「可我也不會對此無動於衷。問題不在這裡。」羅貝爾說，接著聳聳肩膀：「亨利不願意別人說他被嚇唬住了，反倒心甘情願投入反共陣營。在這種情況下，與我鬧翻便解決了他的難題。他可以無拘無束地為自己塑造一個胸懷寬廣的漂亮的知識分子形象，整個右派都將為之拍手稱道。」

　　「對討好右派亨利可不感興趣。」我說。

　　「他本意是為了自己，可這輕而易舉就會把他投向右派，因為在左派，漂亮的形象可得不到多少人喜歡。」羅貝爾舉手伸向電話機：「我馬上召集委員會明天上午開會。」

　　整個晚上，羅貝爾都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處心積慮地琢磨著欲提交給委員會的公開信。第二天早上，當我打開《希望報》，看見上面印著亨利和他相互攻擊侮罵的兩封公開信時，我的心裡萬分悲痛。納迪娜也感到十分難過，她對亨利抱有深厚的友情，可她也不容忍別人公開攻擊她父親。

　　「是朗貝爾慫恿他幹的。」她怒不可遏地對我說。

　　我多麼想瞭解亨利腦子裡到底是怎麼想的。羅貝爾的解釋懷有過分的敵意。最讓他氣憤的，是亨利跟他談話時對他根本就沒有一點兒信任。可不管怎麼說，我心裡想，對羅貝爾的所作所為，亨利確實有理由存有戒心。他可能會對我說亨利應該既往不咎吧？可說得好聽，過去的事哪能隨隨便便就忘掉呢！我憑自己的經歷知道一點，那就是對待那些不習慣對其進行評判的人，人們總是很容易不公道。我也一樣，僅僅因為羅貝爾在小事上變得有些陳腐，我有時便對他表示懷疑。

　　如今我才意識到如果他下決心避而不談集中營的事，那也肯定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可我卻誤認為是出於怯懦。我也理解亨利，他盲目欽佩過羅貝爾，儘管他瞭解羅貝爾十分專橫，可還是處處跟著他走，哪怕有時不得不違心地生活下去。特拉利奧事件很可能傷了他的心，正是因為這樣，亨利才認為羅貝爾會不擇手段，什麼事都可以幹得出來。羅貝爾不是已經深深失望過一次嘛。

　　說到底，對此再多言也無濟於事，已經過去的事誰也不可能挽回。如今的問題是革命解放聯合會走向何處。它已經四分五裂，組織混亂，又失去了報紙，必定很快土崩瓦解。通過勒諾瓦，拉福利建議該會與共產黨近鄰組織合併。羅貝爾的回答是在選舉結束之前暫不作出任何決定。可我心裡清楚，他是不會走這一步的。確實，發現集中營存在，他沒有無動於衷；可他也絕沒有半點想要與共產黨人靠攏的意思。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成員有其加入共產黨的自由，可該聯合會作為一個運動乾脆不再存在算了。

　　勒諾瓦第一個加入了共產黨。他慶倖解放聯合會的分裂擦亮了他的眼睛。許多人紛紛效法於他：在11月份，自從共產黨取勝之後，擦亮了眼睛的人多著呢。小瑪麗·昂熱找上門來，請羅貝爾接受她為《鐵鑽》週報搞的一次採訪。

　　「您是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員的？」我問道。

　　「從我明白了必須表明態度開始。」她以一副倦怠、高人一等的神態打量著我說。

　　羅貝爾拒絕接受她採訪。有關他的種種議論令他大為氣惱。儘管他對亨利懷恨在心，可他對拉舒姆的文章十分反感。當勒諾瓦也來幫著湊熱鬧時，羅貝爾聽得很不耐煩了。

　　「選舉獲勝，這是共產黨人對那次卑鄙行動的最後反擊。」勒諾瓦聲音熱烈地說，「佩隆及其一小撮的陰謀未能得逞，沒有拉走一票。」他以蠱惑的神態看了看羅貝爾：「眼下，如果您向革命解放聯合會提出我們那一天談過的合併問題，它准會團結得像一個人，跟著您走。」

　　「算了吧。」勒諾瓦說，接著微微一笑：「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成員都還活著呢，只要您一聲令下，就可把他們召集過來。」

　　「我沒有心思下這個令。」羅貝爾說，「在集中營事件之前，我都不同意與共產黨人聯合，用不著現在投入他們的懷抱。」

　　「集中營。可是，您不是拒絕參加那種蠱惑人心的宣傳嘛。」

　　「我拒絕談集中營的事，但並不是拒絕相信集中營的存在。」羅貝爾說，「首先，什麼時候都應該考慮最糟糕的結局，這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

　　勒諾瓦眉頭一皺：「必須善於考慮最壞的結果，而不被其嚇倒，這我同意。」他說，「但是，隨您怎麼責怪共產黨人，這總不該妨礙您與他們共同行動吧。」

　　「不行，」羅貝爾重複道，「政治和我，已經完蛋了，我得回到自己的小窩去。」

　　我完全清楚革命解放聯合會已經不復存在，羅貝爾也沒有任何新的打算，可聽他宣告他要徹底回到自己的小窩去，我心裡不由得一驚。勒諾瓦一走，我便問道：

　　「您真的永遠不搞政治了？」

　　羅貝爾微微一笑：「我倒覺得是政治和我了結了。我能有什麼法子呢？」

　　「我肯定，如果您尋找，定能找到辦法的。」我說。

　　「不。」他說，「我已經開始堅信一點：如今少數派再也沒有任何機遇了。」他聳了聳肩：「我既不願與共產黨人共事，也不願反對他們。怎麼樣？」

　　「噢，那就潛心搞文學吧。」我快活地說。

　　「對。」羅貝爾毫無熱情地說。

　　「您盡可在《警覺》上寫文章。」

　　「我需要時一定寫。可寫什麼都無足輕重。勒諾瓦言之有理，亨利的文章對選舉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勒諾瓦好像以為亨利會對此感到遺憾似的。」我說，「這是很冤枉人的，據您自己對我說的，亨利並不希望產生那種結果。」

　　「我不知道他的願望。」羅貝爾聲調傲慢地說，「可我也不肯定他自己心裡清楚。」

　　「反正，」我急忙說，「您承認《希望報》沒有投入反共派一邊。」

　　「至今還沒有。」羅貝爾說，「以後嘛，還要等著瞧。」

　　一想到羅貝爾和亨利為一件不甚了了的事情鬧翻了，我心裡真感到氣惱。他們不可能再重歸於好，可顯而易見，羅貝爾深感孤獨。這可不是一個歡快的冬天。我從劉易斯那兒收到的信是歡躍的，可它們並不給我以慰藉。芝加哥下了雪，人們在湖上滑冰，劉易斯一連好幾天閉門不出，默默地給自己講述故事：他說我們在5月乘船下了密西西比河顯得並不那麼遙遠。但是我知道對我來說，每天醒來時重又開始的這種寒冷、昏暗的日子將永無盡頭地周而復始。「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再相會。」我心裡想，再也沒有春天了。

　　正是在這樣一個毫無出路的夜晚，我從電話中聽到了波爾的聲音。她急切地說：

　　「安娜！是你吧？趕快來，我急需跟你談談，是急事。」

　　「我感到遺憾。」我說，「我家裡有人吃飯。我明天早上去吧。」

　　「你不明白，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幫上我的忙。」

　　「你不能來我這兒一趟？」

　　出現了一陣沉默：「誰在你家吃晚飯？」

　　「佩勒迪埃和康熱夫婦。」

　　「亨利不在那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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