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125)_西蒙·波娃

一二五

　　羅貝爾乘上午10時的汽車走了。我在園子裡窺望著郵遞員，可沒有劉易斯的來信。他事先曾告訴我他一周內會給我寫信，再說從芝加哥來信不會這麼快就抵達。他肯定沒有忘記我，但是，他是那樣無比遙遠。尋找他這方面的救助，純屬枉然。救助我什麼？我走進工作間，在唱機上放了一張唱片。我遇到某種難以容忍的東西：我對羅貝爾產生了疑慮。「若在過去，他會仗義執言的。」我暗自思忖。過去，他總是直言不諱，無論對蘇聯，還是對共產黨都絕不順從。他參加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讓他進行建設性的批評。

　　可突然，他選擇了沉默，為什麼呢？別人把他視為理想主義者，他為此受到了傷害。他莫非在盡力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去適應目前嚴酷的事實？但是，要適應現實，這太容易了。我也在適應，對此我並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對，或一味地順從，這到頭來總是落得個不忠。若我接受離開這個世界，便背叛了我的愛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卻了死去的人們，便是對他們的背叛。說到底，倘若只事關死者與我自己，並不會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問題就嚴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實，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羅貝爾說不定會這麼回答我。我們也准會說什麼不打破雞蛋炒不成蛋。但是關鍵是，到時誰去吃這些炒雞蛋？打破的雞蛋會發爛變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經被侵害了。」這確實是事實，確有其事的東西太多了。這些事實糾纏在一起，我為此會感到驚恐，自問自己到底如何辨別真偽。四億中國人和一千五百萬苦役犯相加起來是多少，我不知道。說不定兩者應該相減。不管怎麼說，是加是減都是錯。一個人加一個人，並不就等於兩個人，他們永遠都是單個的人。對，我不該採用算術。要澄清這片混亂，必須求助於辯證法。這裡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國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毀滅，一切都會厭倦，一切都會超越。集中營將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將被超越。這一因為集中營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暫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營，未來已經把它們取締。再說，歷史會自我關照，也會關照我們每個人。讓我們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們為何不安寧呢？早在我在大學讀書時就向羅貝爾提出過這個問題，如今已經二十餘載了。他當時還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認為他已經完全說服了我。他們假設人類是一個不朽之人，總有一天會因為她作出的種種犧牲而得到報答，我也必將從中得到自己的那份報答。可是我無法獲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犧牲了的人們決不會走出墳墓去參加最後的盛宴。惟一能給他們慰藉的，是上帝的選民們不久就要在冥府與他們相會。在幸福與災難之間，也許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有著如此巨大的差別。

　　我關了電唱機，臥在長沙發上，如釋重負，閉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麼公正、多麼寬厚啊！劉易斯、羅貝爾、納迪娜全都變得像幽靈一般輕盈，再也不重壓著我的心：我也許能夠承擔那一千五百萬或四億幽靈的分量。過了片刻，我還是去找了本偵探小說，不得不消磨時間。但是時間也將消磨了我的生命，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諧。羅貝爾晚上回家時，我仿佛覺得是用望遠鏡從十分遙遠的地方看見了他：那是一個脫離肉體的形象，周圍一片虛無，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卻仿佛出現在德朗茜鐵窗口的迪埃戈。羅貝爾講著，我聽著，可一切都已經與我毫不相干。

　　「我要求等等再說，你不責備我嗎？」羅貝爾問。

　　「我？一點兒也不。」

　　「到底怎麼了？要是你認為那些集中營與我無關，那你就錯了。」

　　「恰恰相反。」我說，「我今天才意識到一遇到什麼事情就憂慮不安，這真不該。事情也沒有那麼重要，它們都在變化，都會有個頭，說到底誰都會死的：一了百了。」

　　「啊，這只不過是逃避問題的一種方法。」羅貝爾說。

　　我打斷了他的話：「除非問題本身就是逃避事實的一種方法。顯而易見，」我補充道，「當人們認定生命才是真實的，那死亡的念頭便似乎是一種逃避。但是，反言之……」

　　羅貝爾搖搖頭：「兩者有差別。人們是用活著來證明他所選擇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們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實的，那他就應該自殺。實際上，自殺也決不擁有這種意義。」

　　「人們繼續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為糊塗和怯懦。」我說，「這樣活著最容易不過了。但是這絕對證明不了任何東西。」

　　「首先，自殺很難做到，這一點很重要。」羅貝爾說，「再者，繼續活著，決不僅僅是繼續呼吸。誰也不可能永遠無動於衷。你有你之愛，你也有你所恨，你憤慨，你讚美，這就要求你承認生命的價值。」他輕輕一笑，「我是安寧的。我們就集中營，就其他的一切都還沒有結束爭論。面對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實，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樣都感到無能為力，於是你便逃避到一種普遍的懷疑主義之中去，但是這不是心甘情願的。」

　　我沒有作答。顯然，我明天又會討論許多東西，但是，這就證明了他們在我眼裡已經不再顯得無關緊要了嗎？倘若如此，我也許會又重新開始自己欺騙自己。

　　第二個週六，納迪娜和朗貝爾來到了聖馬丁。他們倆似乎不再那麼和睦，吃晚飯時，納迪娜沒有開口說話。朗貝爾兩天后就要去德國調查蘇聯管轄區內的集中營的事情。羅貝爾和他一致避免談及問題的實質，但卻熱烈地商談著調查的具體方法。

　　喝咖啡時，納迪娜發作開了：

　　「這件事情純屬荒誕！那些集中營當然存在。這可恥，但也必不可少：社會就是如此嘛，誰也無能為力！」

　　「你總是輕易表態！」朗貝爾責備地瞪了她一眼，「擺脫那些讓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總不表態！」納迪娜挑釁地說，「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對蘇聯有壞的看法！這樣你就可以去遊、去逛、去顯示你自己多了不起：這多好。」

　　他一聳肩膀，當時沒有答腔，可夜裡他們倆准在小屋裡吵過了。第二天，納迪娜帶著一本書在起居室裡呆了一天，可書卻一頁也沒有讀。找她說話也是白搭：她對我愛搭不理。晚上，朗貝爾在花園裡叫她，她動也沒有動一下，朗貝爾便進了屋：

　　「納迪娜，該走了。」

　　「我不走了。」她說，「我只要明天上午10時到《警覺》雜誌社就行了。」

　　「可我告訴過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見一些人。」

　　「那就去見唄。這你又用不著我。」

　　「納迪娜，別發蠢了！」他不耐煩地說，「我只跟他們在一起呆一個小時。我們說定一起去中國餐館的。」

　　「我改變主意了，你也有過吧。」納迪娜說，「我呆在這兒。」

　　「這是我行前我們最後一個夜晚了。」朗貝爾說。

　　「這是你自找的！」她說。

　　「那好，明天見。」他粗聲粗氣地說。

　　「明天我忙著呢。等你回來見。」

　　「噢！要是你願意，就永遠別見。」他氣呼呼地嚷叫道。

　　他關門而去。納迪娜看了我一眼，也開始嚷叫了起來：「千萬別罵我錯了，什麼也別對我說，我知道你會對我說些啥，那跟我無關。」

　　「我還沒有張嘴呢。」

　　「讓他去遊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說道，「但是在決定之前，他也該聽聽我的意見呀，我恨別人撒謊。這次調查沒那麼急，他還不如當面對我說：我想一個人呆著。因為問題的實質就在於，他想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為他那親愛的爸爸哭泣。」

　　「這很正常。」我說。

　　「正常？他父親是個老混帳。首先，他本來就不該與他重歸於好；如今又像個小孩似地為他哭泣。他哭時真流著淚，我看見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說道。

　　「那又怎麼了？這並不羞恥。」

　　「我認識的男子中沒有一個會這樣落淚。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說他家老頭兒是被別人故意害死的。」

　　「這也不是不可能。」我說。

　　她臉霍地發紅：

　　「不可能害朗貝爾父親！真荒唐！」她說。

　　吃罷晚飯，她到野外遊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飯時才又照面。她一副責備而又貪婪的神態，把劉易斯的第一封信遞給了我。

　　「有一封美利堅的來信。」她又添了一句：「從芝加哥來的。」她邊說邊用兩隻眼睛緊緊地打量著我。

　　「謝謝。」

　　「你不拆開？」

　　「沒什麼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邊，喝茶時儘量不讓自己的手顫抖。我就像劉易斯第一次把我緊緊地摟在他懷裡時，難以支撐這具散架的軀體。羅貝爾前來救助，他給納迪娜提出許多有關《警覺》雜誌的問題，直到我找到了藉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我的手指是多麼的笨拙，拆信時，把裡邊的那頁黃顏色的信紙也撕破了。劉易斯就要神奇地從這頁信紙中出現，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機打的，寫得歡快、客氣但空洞，我一時驚愕地凝望著信末的簽名，它就像一塊墓石般殘酷無情，即使讀上百遍，把它讀爛了，我也無法從中擠出一句新的話語，擠出一個微笑、一個親吻，我盡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後，得到的仍然是一頁空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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