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124)_西蒙·波娃

一二四

　　「你瞧。」她以得意的聲調對我說，「你總是把一切都搞得複雜化。首先，不管我讓他幹什麼事情，朗貝爾都很高興，這是個好小夥子。」她邊說邊把他的頭髮搞得亂蓬蓬的，接著用胳膊摟著他的腰，溫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頭。摩托車飛也似地離去了。

　　四天以後，我們從《希望報》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貝爾的父親從火車車門掉下去摔死了。納迪娜聲音陰鬱地在電話裡說朗貝爾已去裡爾，她週末來不了了。我沒有問她什麼，可是我們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殺嗎？他是否受到了審判的刺激？要麼有人存心害他？一連幾天，我們愈猜測愈是理不出個頭緒來，再說，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亞西納為羅貝爾和一位剛剛逃越鐵幕，向西方譴責斯大林罪惡的蘇聯官員安排了一次會面。會面前夕，斯克利亞西納來了，帶來了一些材料，希望羅貝爾在第二天會談之前讀完，閱後親手交還給他。近來我們與他們很少見面，每次見面前總是爭吵不休，可這天早上，他極力避免不易談攏的話題，見面後很快就告辭走了：分手時和和氣氣。羅貝爾馬上閱讀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語材料，可大多是英語，也有少數幾份德語材料。

　　「來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對我說。我緊挨著他坐在椴樹下，兩人默默地閱讀著。裡邊什麼都有：報告、報道、統計材料、蘇聯法規摘錄、評論等。如此雜亂的材料，我難以理出個頭緒來；可有的材料卻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蘇聯人囚禁在集中營中的男女的證詞，可悲的是，這些集中營酷似納粹的集中營；有作為盟友穿越了蘇聯大片國土的美國人對這些集中營的描述。據斯克利亞西納下的結論，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在集中營中忍受煎熬，其狀況慘不忍睹，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基礎之一。我望瞭望羅貝爾：

　　「裡面說的這一切有真的嗎？」我問。

　　「肯定有許多情況。」他簡短地回答道。

　　迄此為止，他對第二天的會面並不怎麼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別人譴責他逃避責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蘇聯人揭露的情況不會使他大驚小怪，因為他向來認為不要對蘇聯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啞口無言，這應該看作是他內心憂慮不安吧。30年代，當他的那些共產黨人朋友向他宣揚蘇聯的懲戒制度時，他並沒有輕信。那些人說，在蘇聯，罪犯並不關在牢裡，而是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進行有益的勞動，工會保護他們，起監督作用，保證他們按照工會規定的標準得到勞動報酬。

　　羅貝爾曾向我解釋說這確實是既能征服反抗的農民，又能得到幾乎免費的勞動力的一種手段。無論在哪裡，強制勞動，實際上就是監獄。可是，如今農民已經歸順于新政府，戰爭也已勝利，本以為情況已有好轉，沒料到情況愈來愈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了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數字、每一份證詞、每一種推測；即使盡可能地估計誇大和捏造事實的成分，也確確實實存在著絕對確鑿的真實因素。集中營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最終有步驟地導致了一個無產階級中受剝削最重的階層的產生，他們不是用勞動懲治罪惡，而是把勞動人民當作罪犯，賦予自己剝削他們的權利。

　　「那麼，您怎麼辦呢？」我們離開園子去廚房吃東西時我問道。

　　「我不知道。」羅貝爾答道。

　　斯克利亞西納的意思，顯然是讓羅貝爾幫助他將這些事實公佈於眾。我覺得誰也沒有權利掩蓋這些事實。我帶著幾分責備的口氣問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當事關您自己，甚或事關革命解放聯合會，您總是毫不猶豫地承擔許多事情，這我理解。」我說，「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要是不盡最大可能反對這些集中營，那就是同謀！」

　　「我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採取什麼決定。」羅貝爾說，「首先，我需要補充材料。」

　　「要是補充材料也證實了我們剛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麼辦？」我問道。

　　他沒有回答，我不安地打量著他。保持沉默，這意味著他準備容忍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這也就意味著否定他解放以來所從事的一切事業：革命解放聯合會、他寫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訂的論著。

　　「您向來希望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又是一個革命者。」我說，「作為知識分子，您承擔了某些職責，其中一條就是要講真話。」

　　「容我考慮考慮。」他有些不耐煩地說。

　　我們默默無言地吃罷了飯。平常，他特別喜歡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種種問題。現在這般苦思冥想，悶聲不吭，心緒該是多麼不寧啊。我也一樣，勞改營或死亡營，兩者顯然有幾點差別。但是監獄就是監獄，關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見他們一個個都像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裡的人一樣抬著畸形的額頭，張著瘋狂的眼睛。而這一切竟發生在蘇聯！

　　「我不想工作。咱們去散散步吧。」羅貝爾建議道。

　　我們穿過了村莊，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將成熟的麥子和花滿枝頭的蘋果樹。天有點兒熱，但還不算太熱；幾朵小小的雲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滾動；村莊隱約可見，那麵包色的屋頂、褐色的牆壁和小小的鐘樓遠遠在望；大地仿佛是專門為人類創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羅貝爾好像聽見了我內心的低語，突然說：

　　「忘記這個世界是多麼嚴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說：「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麼希望輕易忘掉這一切啊。斯克利亞西納為何來擾亂我們的生活？但是，羅貝爾想到的並不是集中營。

　　「你跟我說若我保持沉默，就是當集中營的同謀。」他說道，「可是，一旦我仗義執言，我又成了蘇聯之敵的同謀，也就是說成了所有那些想維持世界現狀之人的同謀。那些集中營確實是件可怖的東西，但決不能忘記恐怖處處存在。」

　　他突然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描繪歷史的畫卷和社會的總藍圖並非他之所好，然而在這天下午，當他口若懸河，侃侃而談之時，世界的全部災難降臨到陽光燦爛的鄉村：法國無產階級的困苦、貧窮和絕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難，從中國到印度這些殖民地國家人民的被奴役、饑荒和瘟疫等等。千百萬的人們就在我們身邊慢慢地死去，他們從未有過真正的生活，連蒼天都為他們的死亡而變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問，我們還豈敢輕鬆呼吸。

　　「這下，你明白了。」羅貝爾說，「我的所謂知識分子職責，對真理的尊重，都是毫無意義的。惟一的問題是要弄清如果譴責集中營，這於人類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

　　「對。」我說，「但是，您憑什麼認為蘇聯的事業如今還和人類的事業相提並論呢？我覺得集中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們重新審視蘇聯。」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羅貝爾說，「這對蘇聯政權來說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種制度嗎？或只是與某種可以改變的政策相聯繫？一旦蘇聯開始重新建設，能指望這一制度會立即取消嗎？我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這些問題。」

　　我沒有多說。我能以誰的名義進行抗議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們回到家裡，各自裝作埋頭工作，度過了這個夜晚。我從美利堅帶回了有關精神分析學的許多材料、筆記和書籍，可沒有去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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