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123)_西蒙·波娃

一二三

　　他聲音中充滿如此的信念，我激動得喘不過氣來。我把雙唇放在他心臟跳動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決不會為這次重逢感到遺憾！」兩天后我就要離去，未來重又存在了，但是，我們定能把未來創造成幸福。我抬起了頭：

　　「劉易斯，如果您確實願意，我春天再來這兒呆上兩三個月。」

　　「無論您何時再來，這兒永遠是春天。」劉易斯說。

　　我們緊緊地摟抱著，久久地凝望著星星。只見一顆流星在空中飛快地掠過，我連忙說：

　　「許個願吧！」

　　劉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經許過了。」

　　我喉嚨眼緊緊一縮。我知道他許了個什麼願，我也知道這一個願望將無法實現。那兒，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著我，那是我苦心經營了二十年的生活，對它決不會有任何質疑。我春天時再來，可是來了還是要走。

　　第二天，我採購了整整一天的東西。想起了巴黎，想起了巴黎城那可憐的貨架和打扮寒酸的婦女，我給大家什麼都買了一點，整整有一大摞東西。我們在外面的餐館吃了晚餐。當我搭著劉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時，我心裡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儲氣罐的燈泡也最後一次在天地間閃亮。我走進了房間，房間裡仿佛闖進了殺人兇手，剛剛殺害了一名婦女，把她的衣櫥翻得亂七八糟。我的兩隻行李箱大開著，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丟滿了尼龍內衣、長統襪、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彌漫著愛情、死亡和大災大難的氣息。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殯儀廳：所有這些物品都是一位已故女人的聖物，是她就要帶往彼世的臨終聖體。我雙腳就像被釘子釘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劉易斯走近衣櫥，打開了一個抽屜，從中拿出一個淡紫色的紙盒，顯得不好意思地遞給了我：

　　「這是我為您買的！」

　　薄薄的紗紙下，放著一朵芬芳馥鬱的潔白的鮮花。我拿起花朵，緊貼著自己的嘴巴，嗚咽著撲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劉易斯說，「法國人吃花嗎？」

　　對，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起來時紅潤、溫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著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濃郁的芬芳中昏死過去，徹底地昏死過去。但是，我是活著進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劉易斯陪我到了那條大街的拐角，我們事先已經商定在這兒分手。他向一輛出租汽車打了個手勢，我上了車，門咣當一響，車子轉過街角，劉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嗎？」司機問我。

　　「不是。」我答道。

　　「他顯得那麼悲傷！」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傷，我自然也悲傷！但是，這已經不是同樣的悲傷，兩人都是孤燈只影。他孤單單走進空蕩蕩的房間，我孤零零登上飛機。

　　要從一個世界越向另一個世界，從一個肉體過渡到另一個肉體，僅僅十八個小時，這太短暫了，羅貝爾突然朝我一笑，此時此刻，我還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面頰還緊貼著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開始訴說起來。我在信中已經向他訴說了不少見聞。然而，當我一張開嘴巴，我便感覺到我釋放出的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我剛剛度過的那一個個如此生機勃勃的日子突然間全都成了化石；我的身後只留下了石板一般的凝固了的過去；劉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銅像的冷面般僵硬。我在這兒，漫步在從未離開的街道上，緊挨著從未分離的羅貝爾，訴說著一個與任何人都毫無關係的故事。這5月末的天是多麼藍，大街小巷都在賣鈴蘭花，流動攤販小車的綠色篷布上擺著一紮紮用紅紙包了半截的蘆筍：在這片土地上，鈴蘭花、蘆筍，全都是珍貴的寶物。

　　女人們穿著色彩歡快的布裙，可她們的皮膚和頭髮在我看來是那麼暗無光澤！狹窄的馬路上那散亂的車子是多麼舊，多麼小，多麼破，櫥窗裡早已褪色的絨布上陳列的商品又是多麼寒酸！我不可能看錯：這嚴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現實之中。片刻後，更令人無法否認的是，我重又感覺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憂患的滋味。羅貝爾只對我講有關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個個提問，顯然，事情沒有按照他的願望發展。貧困、不安，毫無疑問，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們便去了聖馬丁。天氣溫暖，我們坐在園子裡。羅貝爾一開口說話，我便發現自己並沒有猜錯：他心情十分沉重。共產黨人向他發起了攻擊，早在一年前，他就擔心這遲早會來臨，除了在其他報紙上，他們還在《鐵鑽》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傷害了他。這篇文章也傷害了我。文中把羅貝爾描寫成一位老理想主義者，無法適應目前嚴酷的現實；可我反倒覺得他對共產黨人作出的讓步太大了，對他昔日的東西放棄得太多了。

　　「這是惡意中傷。」我說，「誰也不會這麼看您，連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會這麼看。」

　　「啊！我不清楚。」羅貝爾說，繼又一聳肩膀：「有時我自己也想我確實太老了。」

　　「您並不老！」我說，「我離開時，您並不老，您答應我您不變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說我的年輕時代已過吧。」

　　「您一點也沒有反擊？」

　　「沒有。要反擊的東西太多了。再說眼下不是時候。」

　　自5月5日以來，一大批所謂的同情者乘共產黨人失敗之機，紛紛與他們分道揚鑣。人民共和運動獲勝，戴高樂坐立不安，美國黨窺伺時機，左派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攜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繼後的選舉到來之時，革命解放聯合會最好還是偃旗息鼓，暫停活動。但是，羅貝爾作出這個決定時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如果說要繼續進行左派聯合，就不能不傷害共產黨人利益的話，那這也是共產黨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羅貝爾怨恨共產黨人搞宗派主義。在公開場合，他時時戒備，不願責駡共產黨，可在私下他並不約束自己，這兩天來，他多次猛烈地咒駡他們。顯然，他能跟我說說話，這是對他的一種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許並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這個佔據了位置的女人對他是有所幫助的。我佔據的這個位置是我的位置，毫無疑問，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但是，處在這個位置上，我為何感到不安寧？為何暗暗落淚？我在林間漫步，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春天，我體魄康健，而且誰也沒有剝奪我的任何東西。然而，我不時停下腳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我輕輕地呼喚著：「劉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個個日子裡，我曾從黃昏到黎明，又從黎明到黑夜，一直擁有他的呼吸，他的聲音，他的微笑，如今卻毫無音訊。他還活著嗎？我諦聽著：沒有一點聲音；我張望著：沒有一點痕跡。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問：「可我卻呆在這裡：難道是因為我愛羅貝爾還愛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條之中的人。「肉體的愛微不足道，」他們常這樣說；要麼就是宣稱「不是肉體的愛便微不足道」。但是，儘管我已與劉易斯相逢，但卻不失對羅貝爾的愛；而羅貝爾的存在，不管其如何偉大，卻填補不了劉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納迪娜領著朗貝爾一起回到家。她一進門便滿臉懷疑的神色問我：「你是從來不改變計劃的，這次一推再推，遲遲不回家，該玩兒得很開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時也會改變計劃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麼長時間，真怪。據說那是個可怕的地方。」

　　「人們說錯了。」

　　這三個月裡，她與朗貝爾合作，搞了不少通訊報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與他講話時總是含譏帶諷，但其中卻蘊涵著深深的柔情。她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足，於是便以一種難以辨別的惡意仔細觀察著我的生活。我盡可能講述旅行中的一些見聞，讓她放下心來。我覺得朗貝爾比我出門時顯得更輕鬆、歡快了。他們倆在那座獨立的小屋度了週末。在這之前，我在那裡收拾了一間廚房，並安裝了電話，以便使納迪娜能獨立生活，而又不至於與家中徹底隔斷了聯繫。她對在那兒度過週末感到十分滿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佈他們將在聖馬丁度過他倆今後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這樣做朗貝爾會高興嗎？」我問她，「他不喜歡你父親，也不喜歡我。」

　　「他是相當愛你的。」她以不由分辯的口吻說道，「如果你害怕我們倆成為你的負擔，那請你放心，我們就呆在我們自己家裡。」

　　「你完全清楚你在這兒我會是多麼高興。我只是擔心這兒對你們來說缺少親密的氣氛。我先告訴你一聲，從我的房間、花園裡說的一切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麼了？你覺得這與我又有什麼關係？我可不是那種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確實，儘管納迪娜那麼關切自己的獨立，而且那麼倔強，聽不進任何批評、勸告，但卻樂意充分展現自己的生活。這無疑是顯示自己高人一籌的一種方式。

　　「媽媽說你會討厭在這兒度假，真的嗎？」她跨上摩托車的坐墊，問道。

　　「不，一點兒也不。」朗貝爾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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