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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沒有機會!」

  「確實,跟羅貝爾在一起,你們除了政治就無話可說!」我突然閃出了一個念頭:「您不知道做點什麼有趣的事情嗎?羅貝爾和我要在這個夏天騎自行車外出旅行,你們跟我們一起去玩兒上一兩個禮拜吧。」

  「這可能很有意思。」他猶豫不決地說。

  「肯定很有趣!」我這回卻遲疑起來了:「只是波爾不會騎自行車。」

  「噢,不管怎麼說,我度假並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說,「她到時去圖爾,到她妹妹家去。」

  出現了片刻沉默,我劈頭問道:

  「波爾為什麼不願再想辦法重返歌壇?」

  「要是您能跟我說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這段時間腦子裡都裝了些什麼?」他失望地說,繼而一聳肩膀:「她也許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機會以調整我們之間的關係。」

  「這真是您內心的願望?」我問道。

  「是的。」他衝動地說。「又有什麼法子呢?」他補充說道,「我早就已經不愛她了,儘管她拼命說什麼也未曾改變,這她自己心裡完全清楚。」

  「我感覺到她同時生活在兩個平面上。」我說,「她頭腦完全清醒,可同時卻又欺騙自己,認為您瘋一般地愛著她,而且認為她自己可望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頭腦最終會占上風的,可到時她又該怎麼辦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願像個混蛋那樣行事,可我也沒有當犧牲品的天職。有時,我覺得事情很簡單:一旦不再相愛,那也就不愛了。可有的時候,我又感到不再愛波爾是我的過錯,波爾還是以前的波爾呀。」

  「我想愛同樣也是過錯。」

  「那怎麼辦?我還能有什麼法子呢?」他問道。

  他真的一副備受折磨的神態。我再次暗自慶倖自己是個女人,因為與男人打交道遇到的問題要少得多。

  「無論如何波爾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說,「不然,您就沒有出路了。任何人都無法在良心不安中過日子,但也不可能總是違心地生活。」

  「也許得學會違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說道。

  「不!我認為不行!」我說,「若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我簡直不明白該如何證實這種生活的意義。」

  「您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嗎?」

  這一問倒把我卡住了。我剛才只不過以自己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信念來說話,可我到底在何種程度上還守著這一信念呢?連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尷尬地說:「我反正沒有不滿。」

  他審視了我一番,問道:「只要沒有不滿,你也就滿足了?」

  「這就已經不錯了。」

  「您變了。」他客氣地說,「您過去對自己的命運是那麼心滿意足,簡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為什麼非要我一個人保持不變呢?」我說。

  可是,他沒有因此而放棄追問。「我有時覺得您的職業不像以前那樣讓您感興趣了。」

  「我當然感興趣。」我說,「可您不認為目前醫治靈魂是不是沒有什麼意義了?」

  「對您醫治的人來說,事關重大。」他說,「無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都一樣重要,不然區別何在?」

  我猶豫了片刻說:「區別在於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說,自己以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醫治一個病人,是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能夠賦予其生活的意義。」我聳了聳肩膀:「只有對前途充滿信心才會相信生活會具有意義。」

  亨利微微一笑,兩隻眼睛在詢問著我。「前途並非那麼黑暗。」他說。

  「我不知道,」我說,「也許我過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於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啞然一笑:「正是在這方面我變化最大,我對什麼都害怕。」

  「這,您就讓我驚奇了!」他說。

  「我跟您說的是實話。噢,幾個星期前有人建議我元月份去美國參加一個精神分析討論會,我至今還拿不定主意。」

  「為什麼?」他詫異地問。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時我又害怕。您不會害怕嗎?若處在我的位置,您會同意嗎?」

  「當然!」他回答道。「您以為會出什麼事情?」

  「不會出任何特別的事。」我遲疑了一下,說道,「相互見見面,特別是見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該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義。」他對我微微一笑,以鼓勵的口吻說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發現,要是這會擾亂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覺得怪呢。無論是什麼事情落到了我們頭上,還是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從來就不那麼重要……」

  我垂下了腦袋:「是的。」我心裡想,「事情總不如我想像的那麼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會回來的,一切都會順利,決不會出任何問題。」面對面的傾心交談結束了,該回家去吃晚飯了。這親密無間、充滿信任的時光,我們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續到拂曉,也許可以超過拂曉。但是出於種種原因,不該這麼做。真不該?反正我們沒有試圖這樣去做。

  「該去和別人相聚了。」我說。

  「對,」亨利說,「是時候了。」

  他們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鐵,去和別的朋友相聚。

  羅貝爾和拉福利爭論激烈但不失禮貌,他們倆誰也沒有提高嗓門,可誰都譴責對方是戰爭罪人。拉福利聲音悲切地作出了決定:「我們將不得不發起攻擊。」這並沒有阻擋住羅貝爾,他仍然充滿激情地籌備原定6月份舉行的集會。可與薩瑪澤爾及亨利那席長談後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頭問我:

  「我組織這次集會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驚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他微微一笑:「請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遠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審視著他:「放棄集會,這是否就意味著放棄革命解放聯合會?」

  「當然。」

  「您與拉福利爭辯之後,曾反復向我解釋您為什麼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步。現在到底又發生了什麼新的問題?」

  「什麼也沒有發生。」羅貝爾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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