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54)_西蒙·波娃

五四

　　「說到底，他們都是同意的。」亨利獨自回到辦公室後，下了這樣的結論。「他們看不到任何拒絕的理由。」他心頭一揪：他馬上要不得不接受。革命解放聯合會迫切需要一份報紙，而他又具體代表了一種機會，人們沒有權利拒絕。世界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動盪不定，前途也許就取決於某個難以估料的因素：不為實現和平而作出一切努力無異於犯罪。亨利看了看寫字臺、扶手椅和四壁，聽了聽輪轉印刷機的隆隆聲，猛然感到自己從一個毫無意義的長夢中驚醒。迄今為止，他一直把《希望報》看作某種玩具：小印刷工的一套用具——一套形狀與實物一模一樣的精美的玩具。然而，它是一種工具，一件武器；人們有權利詢問這件武器使用得如何。他向窗戶走去。噢！他有點誇大其辭了。他並非那麼毫無意義。

　　9月的歡樂早已不復存在，現在事關這份報紙，可他總認為有必要向自己作出交待，他完全錯了。「真怪，」他心裡琢磨道，「一旦做了件有用的事情，人們賦予您的不是權利，反而是義務。」他創辦了《希望報》，可這導致了他整個兒紮進了政治的旋渦之中。他腦中已經想像到了薩瑪澤爾擅自闖入家門，高談闊論；迪布勒伊接二連三地打來電話，以及形形式式的會議、商談，爭論和交易。他曾經向自己發誓：「我決不讓人把我吃了。」哎，命運已定：他就要被人吞噬。他走出辦公室，下了樓梯。城市籠罩在茫茫暮靄之中，在這黑夜裡宛如一個巨大的車站：他過去多麼喜歡暮靄和車站。可如今，他再也沒有任何愛，他已經讓人給吃了。正因為如此，在他企圖表達自己的一刻，他尋覓不到任何要傾訴的東西。「你愛著某些東西，請告訴我是哪些！」哪些？他既不愛波爾，也不愛納迪娜；旅行，這對他已經沒有吸引力；他再也沒有興致去讀書、漫步、聽音樂；他再也不為了自己的樂趣去做點什麼；他再也不能駐足街頭；再也不能歡樂地回憶往事。有許許多多人要接待，有一大堆事情要著手去做：他就像一個工程師生活在工具的天地裡。他的心變得比鵝卵石還硬，這就不足為怪了。他加快了腳步。這副冷酷的心腸，讓他自己也感到恐懼。在聖誕之夜，他曾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恢復自我，然而，他什麼也沒有尋覓到。

　　相反，他整天感到心情不舒暢，總是處於守勢，始終緊緊張張，動輒生氣，滿肚子惱火。他心裡十分清楚難以承擔這些自找的麻煩事，它們只能給他帶來煩惱。「我學識疏淺、目光短淺、處事輕率，我沒有時間，將永遠沒有空暇。」這種老生常談，令人厭煩。但是，他將永無休止地聽下去，一切都將愈來愈糟，糟上加糟。被吃，被吞噬，被剝得只剩下一副骨頭。他再也不可能寫作。寫作，這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他正在選擇另一種方式生活，將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與任何人交流。「我不願意。」他內心發出了反抗的呼聲。不，他不樂意接受並非毫無道理。恰恰相反，倘若他還有幾分激情，他完全可以認為這對他來說是個生命攸關的大問題：事關他作家生命的存亡，他必須抗爭。「不管怎麼說，革命解放聯合會手中並不掌握著人類的命運。」他心裡想，「而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命運也並非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常常這樣告誡自己：「人們對自己實在太認真了。實際上，我們的行為舉止無足輕重，這個世界也並沒有多少分量：它多纖、多孔，並不堅固。」行人在霧中匆匆行走，仿佛他們提早幾分鐘抵達此處或彼處事關重大似的。可最終，他們都有一死，我也在所難免：這又減輕了多少生命的負擔。人們對死亡無能為力，因此對任何也無能為力。因此誰也就不欠任何人的債，人活著沒有必要自尋煩惱，就幹點力所能及的事吧。拋棄《希望報》和革命解放聯合會，離開巴黎，隱居到南部的某個偏僻角落，集中精力去寫作。

　　「自己播種，自己收穫。」朗貝爾經常這樣說。還是想方設法爭取自己幸福地生活，不要去等待普天下的人都幸福的那一天了。為什麼就不行？亨利想像著孤零零的農舍、松樹，想像著叢林的氣息。「可我將寫些什麼？」他大腦空空，繼續向前走去。「陷阱早已設下。」他心裡在想，「正當您以為脫險的時刻，它卻落到了您的頭上。」用詞語尋覓過去、拯救現在，多美啊！可只有將話語向他人傾訴，這才能實現；只有當過去、現在和生命舉足輕重，這才富有意義。如果這個世界無足輕重，他人微不足道，寫作又有何用？那不只有無所事事、厭煩得盡打呵欠了？生活，是無法割裂的，必須整個兒占取它：要麼擁有它，要麼便失去它。可惜人們沒有時間去擁有一切，這就是悲劇之所在。

　　亨利的腦中驟然間又混亂不堪。他珍愛這份報紙，他對於戰爭、和平和公道的種種憂慮並非毫無意義，決不能把這一切統統拋到腦後。但是，他又是一個作家，他想要寫作。到目前為止，他勉勉強強總算把這一切湊合過去了：應該說比較糟。倘若他向迪布勒伊讓步，那他將永遠無法擺脫困境。那又怎麼辦？讓步？不讓步？行動？寫作？他回家上了床。

　　幾天過去了，亨利仍然感到猶豫不決。「行，還是不行？」這問題始終纏繞著他，最終擾得他心情煩躁。突然，他發現門洞處露出了拉舒姆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亨利更加意識到了自己情緒的惡劣。「你能給我五分鐘嗎？」拉舒姆問道。

　　拉舒姆常來報社看望樊尚。每當他來到亨利的辦公室，亨利總對他表示歡迎，可這一次，亨利聲音極為生硬地說道：「我想還是明天再說了，我手頭有篇文章要趕寫。」

　　「可我想今天跟你談談。」拉舒姆說道，沒有一點窘迫的樣子，一屁股坐了下來。

　　「談什麼？」

　　拉舒姆帶著某種嚴厲的目光注視著亨利：

　　「據樊尚說，《希望報》要依附于革命解放聯合會？」

　　「樊尚那張饒舌嘴，」亨利說，「純屬無稽之談。」

　　「啊！這我就放心了！」拉舒姆說。

　　「為什麼？這跟你又有什麼關係？」亨利帶有幾分挑釁的口吻問道。

　　「不然就會鑄成大錯。」拉舒姆說。

　　「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大錯？」亨利問道。

　　「我考慮到你不瞭解情況。」拉舒姆說，「正因為如此我想提醒你注意。」他的聲音陡然變得嚴厲起來：「在黨內，大家認為革命解放聯合會正逐漸蛻變成一個反共組織。」

　　亨利張口哈哈大笑：「果真如此！我自己可永遠不敢這麼想！」

　　「沒有什麼可笑的！」拉舒姆說。

　　「你笑口難開！」亨利說道，戲弄地瞥了拉舒姆一眼：「你對《希望報》大唱讚歌，對我的胃口來說，甚至有點兒過分。迪布勒伊宣傳的跟我說的完全一樣，可你卻說他反對你們！發生什麼不測風雲了？」他補充道：「上個星期，拉福利不是友好得很嘛。」

　　「像革命解放聯合會這樣一個運動，態度極為曖昧。」拉舒姆口氣穩重地說道：「一方面，它把人們引向左派，這確有其事；可另一方面，一旦它吞併了某家報紙，組織聯合，其用心無非是為了打入我們的核心。開始時，共產黨希望達成聯合，可當對方公開反對我們，那我們就不得不被迫與他們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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