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50)_西蒙·波娃

五〇

　　「我就是一個知識分子，你就很樂意對我表示敬重。」

　　「你，情況不一樣。」朗貝爾說。

　　「不對。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有人把這個字眼當作一種侮辱，我真氣憤：他們好像以為腦子空空就了不起似的。」

　　他搜索著朗貝爾的目光，可朗貝爾一個勁地只看著碟子。他說道：「我在琢磨當戰爭真正結束後我該怎麼辦？」

　　「你不願意繼續幹記者這一行嗎？」

　　「戰地記者，這是不可能的了；可和平記者，也當不成。」朗貝爾說。他聲音激動地補充道：「像你這樣幹記者這一行，那還值得：那是一種真正的冒險生涯。可當編輯，哪怕在《希望報》，沒有任何意思，除非我不得不以此謀生。可是，這寄生的生活，我又良心不安。」他猶豫了片刻：「我母親給我留下的錢太多了，我怎麼都良心不安。」

　　「所有的人都這樣。」亨利說。

　　「噢！你，你擁有的全是你勞動所得，沒有這個問題。」

　　「誰也不可能永遠問心無愧。」亨利說，「比如，我在這兒吃飯，同時又禁止自己上黑市飯館：這就很幼稚。各有各的高招，迪布勒伊故意把金錢當作一種身外之物，他錢多極了，可他並不為賺錢而賺錢。誰需要錢，他也從不拒絕，任安娜去管理使用。安娜呢，她也不把這錢當作自己的財產，應付自如：她是為丈夫和女兒而花錢，她為他們安排了舒適的生活，同時自己也得到了享受。至於我嘛，幫了我大忙的倒是手頭拮据、入不敷出，這樣，我總感到自己擁有的一切沒有一點是多餘的，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方式。」

　　「可情況完全不一樣。」

　　亨利搖搖頭：「當處境不公平，你就不可能正派地處世。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不得不搞政治，目的在於改變處境。」

　　「我有時自問該不該拒絕那筆錢。」朗貝爾說，「可拒絕又有何用？」他猶豫了一下：「再說，我承認貧窮讓我害怕。」

　　「還是想辦法儘量把錢用到有益的地方吧。」

　　「呃，問題正是這樣，怎麼用？我用這錢能做些什麼？」

　　「總有你喜歡的事情吧？」

　　「我自問……」朗貝爾支支吾吾地說。

　　「你有喜歡的事情嗎？你什麼也不喜愛？」亨利有點不耐煩地問道。

　　「我很喜歡同事們，可解放以來，大家爭吵不休，女人吧，她們要麼愚蠢透頂，要麼無法容忍；書嘛，我討厭；至於旅行，地球上到處都一樣淒慘。再說，近段時間來，我連善惡都再也分不清了。」他下結論道。

　　「怎麼回事？」

　　「一年前，一切就像是埃皮納勒①的圖片一樣簡單明瞭。可現在，人們發現美國人跟納粹分子一樣，是些野蠻的種族主義分子，他們對別人繼續在集中營活活死去根本不在乎；傳說蘇聯也有集中營，情況好不了多少；有的附敵分子給槍斃了，可有的傢伙一樣混帳，卻給他們大獻鮮花。」

　　①法國城鎮名，以其圖片製造藝術而聞名。

　　「你之所以義憤填膺，那是你還相信某些東西。」

　　「不，老實說，一旦人們開始提出疑問，那任何一切都抵擋不住。有許多道德原則，大家都以為是一致公認的：可到底以什麼名義？說到底，為什麼要自由，又為什麼要平等？公正又有什麼意義？又為什麼要愛別人勝於愛自己呢？一個像我父親那樣一輩子隻知道尋求享樂的人，他難道就那麼錯嗎？」朗貝爾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惹你生氣了吧？」

　　「不，必須給自己提出這些問題。」

　　「尤其得有人回答這些問題。」朗貝爾說道，聲音愈來愈激動。「他們大談什麼政治，把我們煩死了；可為什麼非要這種政治，而不要那種政治？我們需要的首先是一種道德，一種生活的藝術。」朗貝爾帶著幾分挑釁瞅了瞅亨利：「這就是你應該賦予我們的，這比幫助迪布勒伊起草宣言更有意義。」

　　「一種道德，它必須包含一種政治態度。」亨利說，「反言之，政治是活生生的。」

　　「我並不這麼認為。」朗貝爾說，「在政治方面，人們關心的只是些並不存在的東西，什麼前途啦，集體啦，可真正實實在在的，是現實的時刻，是一個個單個的人。」

　　「可單個的人參與群體的歷史。」亨利說。

　　「不幸的是在政治領域，永遠不談個人的歷史。」朗貝爾說，「人在共性之中消失，至於個性，誰也不在乎。」

　　朗貝爾的口氣如此強烈，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著他：「比如？」

　　「呃，比如，就以犯罪問題為例。從政治上抽象地看，一個跟德國佬共過事的人就是一個混蛋，人人咒駡，這不成問題；可要是更深入地去目的地一看某個特殊的情況，就不再是那麼回事了。」

　　「你想到了你的父親？」亨利問道。

　　「是的，有時我想求你出出主意，我難道真的有必要繼續與他勢不兩立嗎？」

　　「去年，你談起他時是那麼一副腔調！」亨利詫異地說。

　　「因為那時我以為是他告發了羅莎，可在這一點上，他說服了我：他愛莫能助。所有的人都知道羅莎是個猶太人。不，我父親在經濟上與敵合作，這已經夠卑鄙的了，而他肯定就要受法庭審判，十有八九要判刑，可他那麼大年紀……」

　　「你見過他了？」

　　「見過一面，後來，他給我寫了很多信。我承認，那些信引起了我內心的極大震動。」

　　「如果你想與他和解，你是完全自由的。」亨利說，「我還以為你們的關係很糟呢。」他又補充了一句。

　　「我認識你的那段時間是這樣。」朗貝爾吞吞吐吐，最後鼓了鼓勇氣說道：「是他把我喃育成人。我覺得他很愛我，當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只是他容不得我違抗他。」

　　「在認識羅莎之前，你從來沒有違抗過他？」亨利問道。

　　「沒有。他之所以氣得發瘋，原因正在於我竟敢斗膽與他作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與他作對。」朗貝爾說，繼又一聳肩膀：「這一來，我便索性認為是他告發了羅莎。不用說，那時我真恨不得親手宰了他。」

　　「可你怎麼會懷疑是他告發的呢？」

　　「是一些朋友給我灌輸了這個念頭，其中有樊尚。可我後來又跟他談起了這件事，他絕對沒有證據，沒有任何證據。我父親以我母親的墳墓發誓，絕沒有這回事。如今，我冷靜下來了，我肯定他決不會幹出這等事來。決不會。」

　　「這看來挺可怕的。」亨利說。他猶豫不決。兩年前，朗貝爾毫無證據便懷疑他父親是個罪人，可現在又希望他無辜，手頭同樣也沒有證據。看來沒有任何辦法瞭解事實真相。

　　「樊尚動不動就鑽進驚險小說出不來。」亨利說，「聽我講，如果你不再懷疑你父親，你本人也不再責怪他，你就不必扮演執法者的角色。去看看他吧，做你自己高興的事情，別顧忌別人。」

　　「你真認為我可以這麼做？」朗貝爾說。

　　「誰又阻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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