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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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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5年以來一直都在。我在古爾斯集中營呆了一年,後來僥倖逃脫……」他說話的聲音比他的目光更加溫和,溫和得近乎死氣沉沉。「我不想打擾您,我能與《棕發女郎維也納》的作者握手感到榮幸。」 「我能再次與您相見感到高興。」斯克利亞西納說。 矮小的奧地利人已經輕輕地離去,走出玻璃門,消失在一位美國軍官的身後。斯克利亞西納目送著他,突然說道: 「又是一次失敗!」 「一次失敗?」 「我本該讓他坐下,跟他談談,他需要某種東西,可我不知他的住址,我的又沒有給他。」斯克利亞西納的話聲中含著惱怒。 「若他想再見您,他一定會到這兒找您的。」 「他一定不敢。我該先開口詢問他,這本來又不是難事!在古爾斯呆了一年,我猜想那整整四年裡,他一直東藏西躲。他年紀跟我差不多,可看去像個老頭。他肯定渴望某種東西,可我讓他走了。」 「他並沒有顯出失望的神色,也許他真的只是想向您道謝。」 「這是他給自己找的藉口。」斯克利亞西納一口氣把酒喝了個精光:「張口請他坐一坐,這是多麼容易的事,一想起本可以辦到但卻不去辦的事,心裡真憋氣!什麼機會都白白放過了!沒有思想、沒有衝動,不像過去那麼開放,而是緊閉心扉。最大的罪孽莫過於此:疏忽罪。」他極為內疚地兀自講著,沒有容我插話,「那四年裡,我一直待在美國,吃得好,穿得暖,平平安安。」 「您那時無法留在這邊。」我說。 「我也可以藏起來嘛。」 「我不知這又有何用。」 「當我的朋友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時,我寓居維也納。當另一些戰友在維也納慘遭褐衫黨徒的殺害時,我又來到了巴黎。而當巴黎被侵佔期間,我又去了紐約。問題的關鍵是要探清如此苟活著是否有什麼意義。」 斯克利亞西納的聲調觸動了我的心,我們也一樣,每當我們想起被流放的人們,心裡就感到恥辱:我們沒有任何可指責的,可我們沒有分擔足夠的苦難。 「有難不能同當,仿佛成了罪人。」我又補充道:「感到自己有罪,真讓人難受。」 突然,斯克利亞西納顯出一副隱秘、默契的神情,朝我微微一笑:「這要看具體情況。」 我一時細細察看著這副狡黠而又痛苦的面孔:「您是想指某些可以免得我們遭受良心責備的內疚心理。」 他反過來打量著我:「您可真不蠢。一般來說,我不喜歡聰明的女人,也許是因為她們還不夠精明吧。於是她們想表現自己,嘰嘰喳喳說個不休,可實際上什麼也不懂。與您初次見面時讓我吃驚的是,您那種始終保持緘默的姿態。」 我莞爾一笑:「我可沒有多少選擇餘地。」 「迪布勒伊、佩隆和我,我們都講得很多。您神態安詳地傾聽著……」 「您知道,」我說,「聽別人說話是我的職業。」 「這不錯,可那神態不同。」他點了點頭:「您肯定是一個十分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要是我年輕十歲,我准交給您醫治。」 「給您分析分析,這對您有吸引力嗎?」 「現在為時已晚。一個成熟的人,是個利用自己的缺陷與惡癖自我塑造的人,人們可以毀滅他,但卻不能醫治他。」 「這要看什麼病。」 「有益的惟有一種:保持自我,絕對的自我。」 他的面孔突然由於一種幾乎難以令人忍受的坦誠而變得溫和起來,他話聲中那份給人以信任感的悽楚潛入我的心底。我衝動地說道:「比您病重的還有。」 「怎麼回事?」 「有些人,你一見到他們,不禁會自問他們怎麼能夠自我承受,人們暗自思忖,這些人除非癡呆,不然肯定會對自己感到恐怖,而您並不給人造成這種印象。」 斯克利亞西納的面容仍然那麼嚴肅:「您就從不對自己感到恐怖?」 「從不。」我嫣然一笑:「可我與自我很少發生關係。」 「正因為如此,您才那麼讓人感到心寧。」斯克利亞西納說,「我們一見面,我馬上就發現您這一點:您一副很有教養的少女的乖模樣,讓大人們儘管放心交談。」 「我的姑娘都十八了。」我說。 「這不說明任何問題。再說,我向來無法忍受少女。可是一位宛若少女的婦人,那就迷人了。」他細細打量了我一番,繼續說道: 「真有意思,在您的生活階層裡,所有女人都是很開放的。就您而言,人們也會揣摩您是否欺騙過您的夫君。」 「欺騙!多麼可怕的字眼!羅貝爾和我都是自由的,我們互相從不瞞著什麼。」 「可您從來沒有濫用過這種自由?」 我有些尷尬地說:「只要有機會。」為了掩飾窘態,我一口飲盡了杯中的馬提尼酒。這種機會不是很多,在這一方面,我與羅貝爾迥然不同。他認為在酒吧隨便找個漂亮的女人,跟她度過一小時,這很正常。可是我,我絕對不會答應把不能當朋友結交的男人當作情夫,我對友情的要求是嚴格的。這五年裡,我一直毫無遺憾地過著清白的日子,我想我還會永遠這麼生活下去。作為一個女人,我的生活已經完結,這很自然,有多少東西都已經毀滅了,永遠…… 斯克利亞西納默默無聲地端詳著我: 「不管怎麼說,我敢打賭在您這一輩子沒有過多少男人。」 「正是。」我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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