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16)_西蒙·波娃

一六

　　惟一的問題，是要從中贏得我自己的立身之地，成為羅貝爾的妻子，這滿足不了我，在嫁給他之前，我從未考慮過當妻子的生涯。此外，我一分鐘也未打算過積極從政。在這個天地裡，理論可以激起我的熱情，我也有著某些強烈的情感，可實踐令我望而生畏。我必須承認我缺乏耐心，革命正在進行，可它發展如此緩慢，邁著如此遲疑不決的小步！對羅貝爾來說，只要一種解決方法比另一種可行，那它就是好的，他總把最小的禍當作福。他自有道理，這毋庸置疑，可我似乎還未徹底消除我那些絕對化的舊夢：這滿足不了我的願望。繼後，前途在我眼裡顯得十分遙遠，我難以對尚未降生于世的後人發生興趣，我更渴望救助眼下那些尚活著的人們。為此，這救生的職業一直誘惑著我。噢！我從未想過可以從外界給某人帶來預先設計的希望。但是，使人們失去幸福的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要幫助人們從中解脫出來。羅貝爾給了我鼓勵，在這方面，他與正統的共產黨人有著區別，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精神分析的運用有可能得到有益的效果，也許在階級的社會裡仍能發揮其作用。他甚至覺得在馬克思主義的啟發下重新考慮傳統的精神分析是一項令人神往的工作。

　　事實上，這確實激起了我的熱情。我的日子與在我身邊旋轉的地球一樣充實。每日清晨，都伴隨著頭一天清晨的歡樂；每日夜晚，我心頭重又覺得充盈著各式各樣的新鮮事。年僅二十歲，就從心愛的人手中獲得一個世界，這是多好的運氣！在這個世界中贏得其應有的位置，這又是多好的福氣！羅貝爾也成功地完成了關鍵的一步：他使我免於孤獨，但卻沒有剝奪我的清靜。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共同的，但是我有自己的友情、自己的樂趣、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憂慮。只要我願意，我可以沉浸在某人懷抱的溫情之中消受夜晚，或像今天一樣，如同少女似地獨處閨房，度過黑夜。我望著牆壁和門扉下的光線：我曾多少次感受到這份甜蜜，我沉睡著，而他就在我聲音可及的地方工作。

　　早在很多年前，我們之間的欲望就已經衰退，可是我們如此緊密相連，軀體的結合已經無關緊要，放棄這種結合，我們並不會因此而失去什麼。我仿佛覺得這是戰前的某個夜晚，這種令我夜不能寐的焦慮心情並不是新添的。世界的前途往往漆黑一團。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死神為何又來遊蕩？它繼續在徘徊，到底是為什麼？

　　多麼固執的荒誕！我感到恥辱。這整整四年裡，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都堅信戰後我們將重新尋回戰前的時光。就在剛才我還對波爾說：「現在，又重新與過去一樣了。」現在，我又試圖告訴自己：「過去，與現在完全一樣。」可是，並不一樣，我是在撒謊：不像過去，從今之後將永遠不再像過去。以前，即使最令人擔憂的危險，我也胸有成竹，肯定能從中解脫出來，羅貝爾必定能擺脫危險，他的命運給我保證了世界的命運，反之亦然。可是，現在有著那麼一個痛苦的過去，怎能還對未來充滿信心？迪埃戈死了，死去的人太多了，醜惡又回到世間，幸福一詞再也沒有任何意義，在我的四周，重又是混沌一片。也許世界最終能擺脫危機，可要等到何日？兩三個世紀，這太漫長了，屬我們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萬一羅貝爾的一生在失敗，懷疑與絕望中結束，那這一切再也無可挽回。

　　他在工作間裡輕輕走動，他在閱讀，在思索，在制訂計劃。他會成功嗎？要不然，後果如何？沒有必要往最壞處想，誰也沒有把我們吃掉，我們只不過是在不再屬我們的歷史中盲撞。羅貝爾已經淪落到一個被動的見證人的角色，他將如何了卻自己的一生？我知道革命對他已經銘心刻骨到何種程度，革命是他心中的絕對存在。他的青年時代給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是在昏暗的小屋子裡長大的，從小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在那漫長的歲月中，社會主義是他惟一的希望。他信仰社會主義，並非因為寬厚，也並非邏輯使然，而是出於需要。成為一個男子漢，這對他來說意味著像他父親一樣當一個活動家。儘管他經歷了1914年的極端的失望，繼而在圖爾代表大會①兩年後與加香②分道揚鑣，而自己又無能為力，難以在社會黨人中重新激起昔日的革命熱情。

　　①法國社會黨於1920年12月25日至31日在圖爾召開代表大會，會上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擁戴者分成兩派，徹底決裂。
　　②加香（1869～1958），著名的法國政治活動家，曾任《人道報》編輯部主任，法共政治局委員。

　　但這一切遠沒有使他脫離政治，他一有機會，就重又投入政治活動，眼下，他比任何時刻都充滿激情。為了讓自己放心，我暗暗對自己說，創作源泉永不會枯竭的。我們婚後的那幾年裡，他沒有從事別的活動，創作極豐，並自得其樂。或是，他首先是個作家嗎？我儘量讓自己這麼想，直至今天夜裡。我還從來沒有膽量窺聽他內心獨自的對話，我再也不對我們的過去那麼自信了。他之所以那麼快就希望要個孩子，那無疑是因為我不足以充分證明他的存在，或許他是在尋找一種報復，以回報他再也控制不了的未來。對，這一做父親的欲望在我看來很說明問題。我們去布津埃旅行的淒慘氣氛也意味深長。我們漫步在佈滿他兒時足跡的大街小巷，他領我觀看了他父親執教的學校和他九歲時在裡面聆聽多列士講話的那座昏暗、低矮的房子；他向我講述了他初次接觸日常的煩惱和毫無希望的工作時的情景；他講得太快了，咬詞也太過分，可突然，他頗帶不安地說：「一切都未改變，可我卻在寫小說。」

　　我只想把這看作是一時的衝動，羅貝爾生就性格開朗，我很難想像得出他會產生嚴肅的懷舊之情。可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之後，他整整一個時期，忙於組織警覺委員會。我發現他完全可以更開心些，可我不得不承認事實：從前，他是在勉強地控制自己。他一旦感到無能為力，陷入孤獨的境地，那一切對他來說都是徒勞的，尤其是寫作，更是如此。1925年和1932年期間，他一邊拼命強壓心中的煩躁，一邊寫作。是的，情況正是這樣。可與從前迥然不同，他仍然與共產黨人和某些社會黨人保持聯繫；對工人的統一和最終的勝利存有希望。我清楚地記得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多列士的那句話：「未來的人將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複雜的、最富於生命力的人。」他堅信自己的作品有助於建設未來，未來的人一定會閱讀，正因為如此，他才勤於寫作。面臨一個死路一條的未來，這再也沒有任何意義。假若他的同代人再也不聽從他的話，假若後代再也不理解他，他惟一的出路就是沉默。

　　那該怎麼辦？他該會變成什麼樣子？一個淪為渣滓的活人，這令人可怕，可還有更壞的命運，那便是舌如打結，不能講話。那還不如乾脆死了為好。我難道會有巴不得羅貝爾死去的那一天嗎？不會的，這難以想像。他已經經受了沉重的打擊，可每次總是化險為夷，他一定會擺脫困境的。我不知會以什麼方式，可他一定會尋找到某種東西，比如，他哪一天會登記加入共產黨，這並非不可能；當然，眼下他還未想到這一步，他對共產黨人的政策抨擊得太猛烈了。

　　可是，假設他們的路線發生了變化；假設除了共產黨人再也不存在任何統一的左派，那麼，我想羅貝爾也許不會繼續無所活動，也許最終會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去。我不喜歡這種打算，要他屈從於他持有異議的命令，這對他來說比任何人都更痛苦。至於採取何種策略，他自有考慮。儘管他嘗試著奉行犬儒主義③，可我完全清楚他將永遠忠實於他從前的道德觀。別人的理想主義總令他發笑，他有著自己的主義，共產黨人的某些手段，他是絕對不能苟同的。不，這一解決方式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他與共產黨人之間的差別太多了，他的人道主義與他們的並非同一回事。要是這樣，他不但再也寫不出任何真情實感的東西，而且將被迫否認他整個過去。

　　③犬儒主義：古希臘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哲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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