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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一對榛子鉗

  一八三五年,命運意外地為備受女性冷落的邦斯複了仇,賜給了他一根俗語所說的老人拐杖。這位生下來就是個小老頭兒的老人在友情中獲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親,社會也只允許他這樁婚姻:他娶了一個男人,這人跟他一樣,也是一個老頭兒,一位音樂家。

  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兩個朋友》為題。可是,這豈不是對文學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會回避的褻瀆行為?我們的寓言家的那篇傑作,既是他靈魂的自白,也是他夢幻的記錄,自然擁有永久佔有那個題目的特權。詩人在榜額刻下了《兩個朋友》這四個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筆神聖的財產,是一座聖殿,只要印刷術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們都會虔誠地步入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會前來瞻仰。

  邦斯的朋友是位鋼琴老師,他的生活及習慣與邦斯的是如此和諧,以致他不禁大發感慨,說與邦斯相見恨晚,因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們才在一家寄宿學校的頒獎儀式上初次謀面。在違抗上帝的意志,發源于人間天堂的人海中,也許從來沒有過如此相像的兩個生靈。沒過多少時間,這兩個音樂家便變得誰也離不開誰。他們彼此都很信任,一個星期之內就像兩個親兄弟一般。總之,施穆克簡直不相信世上竟還會有一個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還會有一個施穆克。

  對這兩個老實人,這番描述恐怕已經足夠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聰明人都欣賞簡明扼要的概括。對那些不肯輕信的人們,實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說明。

  這位鋼琴家,像所有鋼琴家一樣,也是一個德國人,如偉大的李斯特和偉大的門德爾松是德國人,施泰貝爾特是德國人,莫紮特和杜塞克是德國人,邁耶是德國人,德勒是德國人,塔爾貝格是德國人,德賴肖克,希勒,利奧波德·梅耶,克拉默,齊默爾曼和卡爾克佈雷納是德國人,又如赫爾茲,沃埃茲,卡爾,沃爾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維克,這一個個也都是德國人一樣。施穆克雖說是個大作曲家,但是,一個天才要在音樂上有不凡表現,必須要有膽略,而他的脾性卻與這種膽氣相斥,所以,他只能當一個演奏家。

  許多德國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時便就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紀,他們身上還剩有幾分天真的話,那麼就像人們從河渠中引水一樣,那幾分天真准是從他們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們總是利用這點天真,消除人們對他們的疑惑,為他們在科學、藝術或金錢等各方面獲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國,某些狡猾的傢伙則以巴黎市儈的愚笨來取代德國人的這種天真。可是,施穆克則完全保留了兒時的天真,就像邦斯無意中在身上保存下了帝政時代的遺跡。這位真正的德國貴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他演奏音樂讓自己欣賞。他住在巴黎,就像一隻夜鶯棲在林中,二十年來一直是獨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發現了另一個他。

  邦斯和施穆克一樣,他們的內心和天性中都有著德國人表現特別明顯的那種神經兮兮的孩子氣,比如特別愛花,愛自然效果,迷到把一隻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園裡,把眼前的風景微縮成小小的景觀來欣賞;又如那種凡事都要探個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個日耳曼學者不惜綁著護腿套,跋涉數百里,去查尋一個事實,可那個事實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當傻瓜譏笑;還如他們對任何微不足道的創造都非要賦予精神意義,因而產生了讓—保爾·裡克特的那些無法解釋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製成冊的胡話,以及德國圍繞那些再也簡單不過的問題用書修築的護欄,那些簡簡單單的問題被鑽成不可測知的深淵,可那底下,准是個德國人在作怪。

  他們倆都是天主教徒,兩人一起去望彌撒,履行宗教義務,而且都和孩子一樣,從來沒有什麼要向懺悔師說的。他們堅定不移地認為,音樂這一天國語言之於思想與感情,就像思想與感情之於說話,他們因此而以音樂進行相互交流,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不盡的交談,就像戀人那樣,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滿信念的。

  施穆克有多麼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麼專注留神。如果說邦斯是個收藏家,那麼施穆克就是夢幻家;後者鑽研精神之美,前者則搶救物質之美。邦斯細細打量著一隻瓷杯想要購買,施穆克則動手擤起鼻涕,想著羅西尼、貝利尼、貝多芬、莫紮特的某一動機,在感情的世界裡尋找何處有可能是這一樂句的本源或重複。施穆克操理錢財總是那麼漫不經心,而邦斯則因嗜癖染身而大肆揮霍,最終兩人都落得個同樣的結局:每年的最後一天,錢袋裡總是空無一文。

  若沒有這份友情,邦斯恐怕早已憂鬱而死;可一旦有了傾訴衷腸的對象,他的日子也就勉強能過了。他第一次把內心的痛楚往施穆克心中傾倒時,那位善良的德國人便勸他,與其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到別人家去吃那幾頓飯,還不如搬來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吃麵包,吃奶酪。可惜邦斯沒有勇氣對施穆克實說,他這人的心和胃是對頭,心受不了的,胃卻能感到舒坦,他無論如何得有一頓好飯吃,就像一個風流男子總得有一個情婦……調調情。

  施穆克是個地地道道的德國人,不像法國人那樣具有快速的觀察能力,所以日子長了,他才瞭解了邦斯,並因此而對他多了幾分憐愛。要讓友情牢固,最好是兩個朋友中的一位自以為比另一位高一等。當施穆克發現他的朋友食欲那麼強,不禁喜在心頭,直搓雙手,要是天使看到他這種表情,恐怕也無可指責。果然,第二天,善良的德國人便親自去買了好吃的,把午餐辦得豐盛些,而且打這之後,每天都想方設法讓他的朋友嘗到新的東西,因為自從他們結合以後,兩人總是在家吃午飯。

  千萬不要錯看了巴黎,想像這兩個朋友逃脫了巴黎的譏諷,巴黎可是向來對什麼都不留情面的。施穆克和邦斯把他們的財富和苦難全都合在了一起,進而想到要節儉地過日子,兩人乾脆一起合住,於是便在馬萊區僻靜的諾曼底街的一座清靜的房子裡租了一套住房,共同承擔房租。由於他們經常一起出門,兩人肩並肩地老在那幾條大街上走,居民區裡那些逛馬路的閒人便給他們起了一個綽號:一對榛子鉗。有了這個綽號,倒省了我在這兒來描寫施穆克的長相了,他之於邦斯,恰如梵蒂岡的那尊著名的尼俄柏慈母像之于立在神殿的維納斯像。

  那幢房子的門房茜博太太是這對榛子鉗家庭運作的軸心;不過,她在這兩位老人最終遭受的生命悲劇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還是等到她出場的時候再對她作一描寫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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